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是真是假，相信三國演義大家都看過，諸葛亮七擒孟獲實在是讓人大開眼界，而諸葛亮在擒住孟獲之後，孟獲表示不甘心，而諸葛亮也是非常有自信在給孟獲一次機會，下面由男人世界的小編帶你看看爲何諸葛亮不殺孟獲。
在準備兩年之後，本應由李嚴或其他將領擔當的南征任務，諸葛亮以“慮王連並沒有瞭解諸葛亮更深的意圖，所以在“停留者久之”後，依然親自率兵南征。
公元225年春，諸葛亮率兵自水路入越嶲，派馬忠向東南出兵牂牁(治所在今貴陽附近，轄區包括貴州大部)攻擊朱褒，派李恢向南出兵益州(益州郡，治所在滇池，今雲南晉寧以東)。
諸葛亮一支部隊到達越嶲時，本打算在高定部結集時加以打擊，殊料高定部下發動軍事政變，殺了雍闓及身邊部衆，另擁立孟獲爲首領。
諸葛亮主力部隊擊垮高定，並將其殺掉，孟獲在內訌之後尚未來得及整合，忽然間折其一臂，只得率部撤退到益州郡。
此時，馬忠已殲滅牂牁郡朱褒並將其斬之，李恢部先敗後勝。
五月，諸葛亮率部南渡瀘水，進軍雲南，生擒孟獲，隨即留下了“七擒七縱”的千古美談。
《漢晉春秋》載：諸葛亮軍隊到達南中時，聽說孟獲在少數民族中威望很高，遂決定生擒感化。活捉後，讓孟獲查看蜀軍陣營，並詢問道：“我軍如何?”
孟獲回答說：“過去我不知蜀軍虛實，所以失敗了。今天承蒙你讓我看過，也不過如此而已，我肯定容易取勝。”
諸葛亮笑笑，讓他回去整軍再戰。凡七擒七縱，而諸葛亮依然要遣返孟獲。
這時孟獲感動了，誠懇地說道：“您呀，具有上天一樣的神威，至此之後，南中人不再反叛了。”
當時有人對釋放孟獲持不同意見，諸葛亮解釋說：“若留外人(指蜀軍將領)，必須同時留下足夠的軍隊，兵留下來又沒有糧吃，這是第一件難事;
蠻夷剛剛戰敗，父兄死傷者甚衆，若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這是第二件難事;
更何況，蠻夷累累有叛變殺戮的罪行，自知罪孽深重，若留外人，相互之間都不相信，這是第三件難事。
今天我打算既不留兵，又不運糧，但是卻能使南中地區服從我方，知道尊卑上下，就彼此相安無事了。”
歷來史學家對此篤信不疑，《三國演義》更將七擒七縱渲染得活靈活現，然而卻不曾細想過以下幾點：
1、冷兵器時代，西蜀軍隊不佔絕對優勢，李恢部先敗後勝的結局，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2、蜀軍勞師遠征，主客之勢難以移位，千里轉輸糧秣，陌生的地形等對蜀軍十分不利。
3、戰爭是兵戎相見、鬥智鬥勇、血流成河、屍積如山的打拼，不是貓捉老鼠的遊戲，不是小孩過家家。
稍有不慎，優劣之勢立即轉換，功虧一簣的教訓經常發生。謹慎如諸葛亮者，敢玩七擒七縱的遊戲嗎?
4、即令是勝利，每次勝利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失敗方主帥戰死疆場、爲部屬所殺、爲流矢所中、突圍脫逃等難以預測，不可能一成不變的次次活捉。
5、七擒七縱是古今未有的戰爭神話，是諸葛亮難得一見的豐功偉績。
《三國志·諸葛亮傳》的史料，很多來源於諸葛亮本人或部屬，諸葛亮對典籍修撰十分認真，而在傳記中，何以沒有七擒七縱的隻言片語?
顯然，陳壽對沒有依據的過分頌揚斷然拋棄的結果。
至於“南人不復反矣”的頌揚，並沒有歷史依據。
相反，《三國志》明確記載，諸葛亮第五次“北伐”之前，“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見《三國志·諸葛亮傳》)。
顯然，所謂的七擒七縱，是《漢晉春秋》將毫無戰爭常識的道聽途說著入了歷史。
再者，從《三國志》找不到諸葛亮以德感化南方“蠻夷”的史料，卻能見到截然相反的善後措施。
其一，利用當地民衆的迷信心理。
據《華陽國志》記載：南中民衆的風俗習慣是相信鬼神和巫婆巫漢，相信詛咒，相信因果報應等，所以官員們常常利用他們的愚昧，以這些手段約束“蠻夷”。
諸葛亮班師之前，爲南中作畫，先畫日月天地，君臣城府;再畫神龍，龍生蠻夷及牛馬駝羊;後畫各級官吏，乘大馬，坐華車，到下邊巡視安撫賑恤;還畫了民衆牽羊擔酒呈貢金銀寶貨的場面。畫成，賜予“蠻夷”。
“蠻夷”對此畫極爲重視，遂以身家性命作出承諾。
直到很久之後，西蜀早已滅亡了，朝廷每委派官員去南中，“蠻夷”都要將這些拿出來給官員們觀看。
其二，分化互解。
諸葛亮南征之後，將“蠻夷”青羌族一萬多家遷入內地，劃分爲五部，將家中強壯男子萬餘人編成所謂的“飛軍”，常常被用來衝鋒陷陣，所當無前。
將老弱病殘者，分別發配在內地焦、雍、婁、爨、孟、量、毛、李這些大姓名下，作爲私家部曲(私家軍)。
對地廣人稀的南中少數民族來說，萬餘戶可不是小數字。諸葛亮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缺乏兵員;
另一方面是釜底抽薪，將南中少數民族的力量分化瓦解。東漢時移民實邊，這時候反其道而行之，可見軍閥混戰造成人口銳減的後果。
其三，分而治之。
考慮到之前的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越嶲郡四郡地域過大，所部的人口還多，其間豪族勢力盤根錯節，容易對蜀漢政權構成威脅。
遂將益州郡改爲建寧郡，在建寧郡、永昌郡中間，劃出一個雲南郡;在建寧郡、牂牁郡兩郡中間，劃出一個興古郡(見《三國志·後主傳》);
另從犍爲郡中分出朱提郡(見《諸葛亮集·元和郡縣誌》)，這依然是分而治之的策略，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西蜀政權同“蠻夷”之間的不和諧根源，更沒有德化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