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上塗鴉
陳強隨中國電影代表團正在匈牙利訪問，北京來報：老婆生了一個兒子。
爲了紀念《白毛女》在國外映出的盛況，陳強隨口說：“那就叫布達吧，如果再有第二個孩子，就叫佩斯。”
1954年，陳佩斯出生。
陳佩斯天生有一種反叛精神，讓父親極爲頭疼。
打小他就性情頑劣，學習成績非常“穩定”，長期霸佔班上倒數第一的位置，看上去就不是讀書的料。
雖然成績不咋地，但他的個子卻是班上最高的。
新來的老師見他這麼皮，故意收拾他：“你個子這麼高，坐最後一排吧。”
陳佩斯知道老師想整他，就和老師結下樑子了。
一次，老師讓同學們用“五彩繽紛”造句，陳佩斯把手舉得老高。
噌地站起來說：“我放了一個五彩繽紛的豆花兒屁。”同學們鬨堂大笑，老師臉都黑了。
回到家裏，等待陳佩斯的是父親一頓海揍。
那時，陳強常年在外拍戲，父子之間的交流，全靠雞毛撣子。
雖然陳佩斯常常被父親揍得鼻青臉腫，在他心裏還挺崇拜父親。
當年陳強曾是“中國二十二大明星”。“百花獎”爲其單設最佳男配角，他還是那年得獎票數最高的演員。
那時候，陳佩斯一門心思想長大後去當勘探隊員。
下課後，他常一個人鑽到煤堆裏去，找石英石、鐵礦石。
然後一身烏黑地跑去告訴自然課老師今天收穫有多大，直到現在陳佩斯還有往地上亂瞅的毛病。
隨着年齡不斷增長，陳佩斯迷上了看電影。
然而一夜之間，天翻地覆。
父親被抓進牛棚，批判的理由是：“好人怎麼可能把反派演得那麼壞？”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陳佩斯回憶：每一次父親從批鬥場回來，被打得皮肉模糊，身上的白襯衫全是血印子。
這些驚恐與不解的經歷，讓陳佩斯從小就對所謂的榮譽格外排斥。
在那些黑暗的歲月裏，陳強曾賭咒發誓：以後再也不演反面人物了，也絕不讓兒子、孫子沾文藝的邊。
1969年，15歲的陳佩斯在北師大附中讀完3年初中後，到內蒙古寒苦地區兵團插隊。
他所在的建設兵團是一個沙漠地區，寸草不生。
在哼哧哼哧的勞動中，陳佩斯上房泥可是一把好手，用鐵鍬往上扔泥，上下翻飛。
他生命中的一股韌勁讓他無論在何種境遇，都能生存下去。在那片不毛之地，陳佩斯度過了人生中艱難而難忘的4年。
陳佩斯的妻子曾說，“他在兵團真正接觸到了貧困百姓，使他骨子裏產生了一種平民意識。”
佩斯演小人物爲什麼會那麼親切，感同身受。
她說，“因爲他從那時就知道，人不是生來就平等的“。
在兵團裏總是吃不飽，陳佩斯便打起了報考藝術團體的主意。
1972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招收演員，陳佩斯瞞着父親偷偷報了名。
田壯壯對已經歷兩次失敗的陳佩斯說：“別泄氣，我陪你一塊兒去，給你壯膽！”
當時的主考官是田華，陳佩斯管它三七二十一，在考場上表演了小品和朗誦。初試順利通過。
但陳佩斯還有點不放心，輪到別人考試時，陳佩斯舉手大喊：“田華阿姨，我還有節目呢！”
田華笑着問他：“你有什麼？”陳佩斯拍拍胸脯說：“要什麼有什麼。”田華見他憨態可掬，便說：“那好吧，你再表演一個吧。”
陳佩斯演完之後還覺得不過癮，別人考完之後，陳佩斯又舉手喊到：“田華阿姨，我還有節目呢！”
原來陳佩斯爲了考試，準備了足足一臺節目。
進廠以後，肚子裏沒有油水的陳佩斯開始猛吃，一手抓5個大饅頭，再加上一盤6分錢的洋白菜。
使陳佩斯真正走入喜劇世界的影片，是出演1979年的電影《瞧這一家子》。
演對手戲的，是“則天皇后”劉曉慶。
這是十年浩劫之後，中國電影銀幕上第一部喜劇。
“中國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
但這種“毫無教育意義”的娛樂片，上級不屑一顧。
無路可走，陳佩斯只有自己成立電影製作公司，用“個體戶”的方式來拍。
在他和父親合演的首部電影《瞧這一家子》中，每一場戲陳強先自己演一遍，再讓陳佩斯模仿，就這樣陳強手把手教兒子演戲。
導演王好爲稱讚陳佩斯：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演員像他這麼用功。
”他宿舍的牆上貼了整整一面牆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戲的動作語言都寫在上面。”
後來，《瞧這一家子》爆火，還捧回文化部優秀影片獎。
此後電影生涯中，有一次，陳佩斯因爲老友姜昆的懇請進了《京都球俠》劇組。
沒想到，後來還把多少演員夢寐以求的百花獎最佳配角獎頒給陳佩斯。
可陳佩斯竟沒去領獎，因爲他覺得自己演的並不好，或許正是他的這種較真率性，更讓人心生欽佩。
自此以後，陳佩斯對各類獎項更是不在乎了。
1984年，陳佩斯因小品一炮走紅。這一年，陳佩斯30歲。
那年的春晚舞臺上，陳佩斯和朱時茂搭檔的《吃麪條》，紅遍大江南北。
這個小品的出演，當時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頂了極大風險。
《吃麪條》本來是八一廠演員和觀衆互動時，陳佩斯和朱時茂兩人搗鼓的小短劇，沒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走哪紅到哪。
春晚導演黃一鶴聽說了，就找到陳佩斯和朱時茂，希望他們把節目搬到到春晚上。
送審時，凡是看了的人，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可這樣一個爲笑而笑的節目，又沒什麼教育意義，敢在中央電視臺上直播嗎？
黃一鶴沒了主意，他把球踢給了姜昆，姜昆也不敢拍板。
陳佩斯見到這種局面，倔脾氣就上來了，對朱時茂說：“算了算了，別搞了，還有正事兒，我們回去演我們的電影。”
還是朱時茂臉皮厚，他覺得這是一個機會，說：“再等等，再等等”。
過了幾天，陳佩斯負氣而走，朱時茂又去找陳佩斯，說導演要他們回去。一回去才知道，壓根沒這事兒，是朱時茂自己特想上。
在當時那種社會環境下，《吃麪條》的處境非常尷尬，因爲始終沒人拍板，陳佩斯和朱時茂沒有“身份”。
每次 節目組拉演員去排練，朱時茂就帶着陳佩斯“蹭車，蹭飯”。
他們連正式排練室也沒有，隨便找個人少的房間，進門沖人一笑，旁若無人地排練起來。
直到1984年春晚當天夜裏，《吃麪條》能不能上，仍沒定論。
直播前10分鐘，導演黃一鶴對他倆說：“你們上吧，出了事我來負責。”
陳佩斯永遠記得那天夜裏，黃導說這話時有多麼悲壯。
《吃麪條》是國家晚會裏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小品。開啓了春晚小品的先河。
1985年，陳佩斯徹底剃了頭髮。
其後陳佩斯與朱時茂繼續合作11年，在春晚舞臺演出了《烤羊肉串》《主角與配角》《警察與小偷》等經典小品。
舞臺上的陳佩斯滑稽十足卻形象鮮明，將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一身市井氣卻不乏率性真誠。
自出機杼，渾然天成。在小品演員裏入木三分，非陳佩斯莫屬。
這種高級感的小品，自他之後，再難一見。
1998年《王爺與郵差》，那是陳佩斯在春晚舞臺留下的最後一個背影。
自此，陳佩斯告別春晚。
90年代後，陳佩斯的表演藝術到了新的頂峯。
在演出《吃麪條》的小品後，無數個演出邀請令陳佩斯應接不暇。
陳佩斯“走穴”的收入自己不管，拿回家就交給太太。太太也不管，直接開了銀行賬戶全放在裏面。
1998年，陳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視製作公司，錢便是太太存在賬戶裏的。
先後投資500多萬拍攝了《父子老爺車》《太后吉祥》《好漢三條半》，但這些電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虧損。
爲了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陳佩斯只得苦苦支撐，繼續四處走穴，用賺來的出場費支撐公司的運營。
可屋漏偏逢連陰雨。
隨即，與央視的版權官司，將陳佩斯逼到了絕境。
1999初，陳佩斯發現央視下屬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擅自出版發行了他和朱時茂創作並表演的《吃麪條》《拍電影》《警察與小偷》等8個小品的VCD光盤。
兩人通過登門、打電話和去函等方式尋求解決辦法未果，無奈之下訴諸法律。
他“一意孤行”，執拗地想要個說法。
這個說法就是，微小的個體，即便在強權下，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權利。
官司塵埃落定後，陳佩斯拿到了16餘萬元的侵權賠償金。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起正常官司經一些媒體誇大報道後，被演繹成沸沸揚揚的“央視封殺風波”，直接導致原被告雙方矛盾激化。
幾乎在一夜之間，他再也接不到任何與廣電系統有關的演出邀請。
沒了演出收入維繫，影視公司也只能宣佈倒閉。
那時，陳佩斯的女兒小學一年級下學期報名的時間，陳佩斯賦閒在家，主動帶着女兒去報名。
報名費280塊，陳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塊錢。
尷尬之餘只能默默地揹着女兒回家去找妻子拿錢。
連女兒的學費都掏不出，陳佩斯黯然淚下。他那陣兒徹底絕望了，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妻子看在眼裏，一聲不響地帶陳佩斯去了一個地方。
1999年“五一”期間，妻子拉着陳佩斯到郊外散心。
車子開進了北京延慶市井莊鎮西三叉村。
下車後，妻子從包裏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訴陳佩斯：
“一直沒有告訴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積攢的70餘萬私房錢承包了1萬畝荒山，承包期爲50年。”
居安思危，就是爲今天留一條退路。
陳佩斯愣住了。
“我嫁給你10多年，太瞭解你。你有無人企及的才華，但也有致命弱點。演小品誰也比不了你，但開影視公司你絕對操作不了，商業化操作這些你都不懂。”
陳佩斯站在寂靜無人的山頭上，忍不住淚流滿面。
公司失敗、春晚封殺，本已絕望，卻不知深愛他的人早已爲他留了一條後路。
妻子說這萬畝山林可以保證他們後半輩子過上富足的生活。
“每年只需投入10萬元就有回報，如果種果樹和速生用材樹，七八年後每年少則淨賺100萬元，多則500萬以上。”
最有意義的是，10年後萬畝荒山還會變成綠色林海。
陳佩斯哽咽着說：“你要我怎麼做，我全聽你的。”
“扛着鋤頭，從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到這裏當山民！”
就這樣，昔日爆火於央視的陳佩斯變成山民。
兩人在山上建了兩間木頭房子，一間廚房一間臥室。
廚房裏沒有煤氣，也沒有煤，漫山遍野的枯枝敗葉是唯一的燃料。
每天早上起來，夫妻倆一人背個大揹簍，去撿滿一揹簍的落葉樹枝回來生火。
除雜草、搬石頭、挖樹坑，陳佩斯和妻子王豔玲租貨車運來買好的側柏、蘋果和石榴等樹苗，趕季節爭分奪秒地種下。
當光禿禿的荒山都被育上了新苗，每天早上天剛亮，兩人就穿着深筒套靴出門去巡山。
一萬畝的荒山，光走下來都要七八個小時，中間還得觀察是否缺水，有沒有病蟲害。
每一天，夫妻都倆披星戴月。
白天揮汗如雨地幹活，晚上躺在牀上渾身痠痛。陳佩斯沒叫一聲苦和累，只叮囑妻子多歇歇。
轉眼兩年多過去了，小樹長高了一大截，荒山變林海。
後來山林中甚至出現了野豬、狍子和狐狸等動物，以及多種鳥類。
當經濟危機終於得到緩解後，陳佩斯又不安分起來。
骨子裏的表演慾開始復甦，最瞭解陳佩斯的莫過於妻子。
她把山林30萬利潤和以前買荒山剩下的5萬元一起給了陳佩斯，告訴他，這是重開影視製作公司的首筆資金。
“放心去打拼，賺不賺錢都不要緊，只要不揹債就行。”
妻子繼續守在山上，保證家裏穩定收益，給這個家一個穩定的大後方。
新世紀，陳佩斯復出，他迷上了創作。
陳佩斯決定在舞臺渠道另闢蹊徑：做話劇。
在中國話劇的“聖殿”北京人藝，連演員都要紛紛下海去演電視劇的年代，許多人對他的瘋狂之舉感到匪夷所思，他卻執意“逆流而上”。
有人說，你們如果不怕賠錢就做吧。
陳佩斯把34萬全部投進了話劇《托兒》，孤注一擲。
2001年，《托兒》在長安大戲院的首場上座率就高達95％。
在北京連演10場後，陳佩斯帶着《托兒》開始了全國巡演。
2003年，第二部舞臺喜劇《親戚朋友好算賬》上檔。一年內在全國演出近六十場，觀衆達8萬人之多。
《陽臺》更是以犀利的風格鍼砭時弊，直擊社會“痛點”。迄今在全國各地演出已500多場的《陽臺》，被上海戲劇學院納入教科書。
“我們在北大的演出連一個空位都沒有。”
有人感嘆：像陳佩斯這樣專業系統研究喜劇理論，並有多年舞臺演出經驗的人，在中國，找不出第二個。
陳佩斯豐富的學識、不少獨具思創性的言論讓人爲之驚歎。
但是排演《戲臺》時，陳佩斯忽然意識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蘊還不夠，於是又卯足勁充電。
2008年春天，陳佩斯創作的話劇《阿斗》在北京民族宮大劇院首演後，更是引起了轟動！
人說，陳佩斯跟《茶館》裏的常四爺很像，“都是掙有數的錢，過有底線的生活”。
生活中，陳佩斯很老派，一件毛線衣可以穿上10多年，一年四季腳下都是一雙懶漢鞋。
他拒絕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穿皮衣。
父親自2008年中風以後生活不便，陳佩斯便搬出自己的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全由他和哥哥照顧承擔。
陳佩斯的父親一直到八十多還在創作狀態，那年他演了姜文的電影《鬼子來了》。
父親對藝術那種執着的追求，對陳佩斯的影響很深。
很多人說，陳佩斯是典型的“一根筋”，他可以爲表演砸鍋賣鐵，卻不肯對遊戲規則來半點妥協。
對演員，陳佩斯卻極有耐心。
“絕不端着架子，容忍年輕人犯錯，這樣工作才能融洽。你搞一家之言，可能是你對，但長此以往，你工作的氛圍就沒了。”
近幾年來，陳佩斯開始系統研究莎士比亞、莫里哀等喜劇大師的作品。在網絡文化氾濫和各類純搞笑話劇的衝擊下，他堅持自我，絕不向網絡乞討笑料。
陳佩斯的偶像是卓別林：那個給全世界帶來快樂、自己卻得了抑鬱症的偉大演員。
他非常喜歡卓別林在《舞臺生涯》中的最後一個鏡頭：卓別林在舞臺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業，最後跳進一面大鼓，以痛苦換來了觀衆暴風驟雨般的掌聲。
喜劇這行太苦，陳佩斯的每一步都佈滿艱辛，但他手握利器，一路披荊斬棘。
當太多的人將喜劇膚淺地理解爲插科打諢，就是一堆噱頭與笑料的堆砌，陳佩斯一直思考並尋求着對“喜劇”的探索。
愛思考、不炒作，從未傳出什麼緋聞和負面消息。
在河南拍電影《少爺的磨難》時，有一場光着腳追汽車的戲，那條農村的土路上佈滿蒺藜刺，陳佩斯腳上扎滿了刺，還得掙扎着往前跑。
“導演一喊停，哎呀，疼啊，痛，坐在地上一個一個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來。”
當他疼得摔倒在地時，旁觀的人卻笑得非常開心。
“這種笑是道德的嗎？”
魯迅說：“喜劇是將那些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悲劇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所以，在陳佩斯眼裏，所有的喜劇讓人發笑的東西，其實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
自1998年告別央視春晚後，陳佩斯很少出現在公衆視線中。
最近幾年，在“最希望誰出現在春晚舞臺”的網絡票選中，陳佩斯總是遙遙領先。
2011年陳佩斯曾表示有春晚邀約，但他拒絕了，後面一年又接到邀請仍堅拒。
有記者問他：您對當初的行爲是否後悔？他面色平靜：“我不後悔！”
命硬學不來彎腰的人，承擔的起一切選擇之後果。堅守自己的原則與理想，不卑躬，不妥協，唯一能讓他屈膝和朝拜的只有藝術。
他拍了中國第一部喜劇；上演了春晚第一齣小品；在劇場人走茶涼的時代，又做起了話劇。他的入場和退場，從不看時代的臉色。
陳佩斯今年春晚我們可能依舊看不到他出現，可他離開春晚的21年，也是被念念不忘的21年。
在這個時代，他讓我們看見，仍然有人爲理想而活，活得乾淨而硬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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