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上涂鸦
陈强随中国电影代表团正在匈牙利访问，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
为了纪念《白毛女》在国外映出的盛况，陈强随口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1954年，陈佩斯出生。
陈佩斯天生有一种反叛精神，让父亲极为头疼。
打小他就性情顽劣，学习成绩非常“稳定”，长期霸占班上倒数第一的位置，看上去就不是读书的料。
虽然成绩不咋地，但他的个子却是班上最高的。
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故意收拾他：“你个子这么高，坐最后一排吧。”
陈佩斯知道老师想整他，就和老师结下梁子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
噌地站起来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脸都黑了。
回到家里，等待陈佩斯的是父亲一顿海揍。
那时，陈强常年在外拍戏，父子之间的交流，全靠鸡毛掸子。
虽然陈佩斯常常被父亲揍得鼻青脸肿，在他心里还挺崇拜父亲。
当年陈强曾是“中国二十二大明星”。“百花奖”为其单设最佳男配角，他还是那年得奖票数最高的演员。
那时候，陈佩斯一门心思想长大后去当勘探队员。
下课后，他常一个人钻到煤堆里去，找石英石、铁矿石。
然后一身乌黑地跑去告诉自然课老师今天收获有多大，直到现在陈佩斯还有往地上乱瞅的毛病。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陈佩斯迷上了看电影。
然而一夜之间，天翻地覆。
父亲被抓进牛棚，批判的理由是：“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陈佩斯回忆：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
这些惊恐与不解的经历，让陈佩斯从小就对所谓的荣誉格外排斥。
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陈强曾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演反面人物了，也绝不让儿子、孙子沾文艺的边。
1969年，15岁的陈佩斯在北师大附中读完3年初中后，到内蒙古寒苦地区兵团插队。
他所在的建设兵团是一个沙漠地区，寸草不生。
在哼哧哼哧的劳动中，陈佩斯上房泥可是一把好手，用铁锹往上扔泥，上下翻飞。
他生命中的一股韧劲让他无论在何种境遇，都能生存下去。在那片不毛之地，陈佩斯度过了人生中艰难而难忘的4年。
陈佩斯的妻子曾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佩斯演小人物为什么会那么亲切，感同身受。
她说，“因为他从那时就知道，人不是生来就平等的“。
在兵团里总是吃不饱，陈佩斯便打起了报考艺术团体的主意。
197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招收演员，陈佩斯瞒着父亲偷偷报了名。
田壮壮对已经历两次失败的陈佩斯说：“别泄气，我陪你一块儿去，给你壮胆！”
当时的主考官是田华，陈佩斯管它三七二十一，在考场上表演了小品和朗诵。初试顺利通过。
但陈佩斯还有点不放心，轮到别人考试时，陈佩斯举手大喊：“田华阿姨，我还有节目呢！”
田华笑着问他：“你有什么？”陈佩斯拍拍胸脯说：“要什么有什么。”田华见他憨态可掬，便说：“那好吧，你再表演一个吧。”
陈佩斯演完之后还觉得不过瘾，别人考完之后，陈佩斯又举手喊到：“田华阿姨，我还有节目呢！”
原来陈佩斯为了考试，准备了足足一台节目。
进厂以后，肚子里没有油水的陈佩斯开始猛吃，一手抓5个大馒头，再加上一盘6分钱的洋白菜。
使陈佩斯真正走入喜剧世界的影片，是出演1979年的电影《瞧这一家子》。
演对手戏的，是“则天皇后”刘晓庆。
这是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电影银幕上第一部喜剧。
“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但这种“毫无教育意义”的娱乐片，上级不屑一顾。
无路可走，陈佩斯只有自己成立电影制作公司，用“个体户”的方式来拍。
在他和父亲合演的首部电影《瞧这一家子》中，每一场戏陈强先自己演一遍，再让陈佩斯模仿，就这样陈强手把手教儿子演戏。
导演王好为称赞陈佩斯：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
后来，《瞧这一家子》爆火，还捧回文化部优秀影片奖。
此后电影生涯中，有一次，陈佩斯因为老友姜昆的恳请进了《京都球侠》剧组。
没想到，后来还把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百花奖最佳配角奖颁给陈佩斯。
可陈佩斯竟没去领奖，因为他觉得自己演的并不好，或许正是他的这种较真率性，更让人心生钦佩。
自此以后，陈佩斯对各类奖项更是不在乎了。
1984年，陈佩斯因小品一炮走红。这一年，陈佩斯30岁。
那年的春晚舞台上，陈佩斯和朱时茂搭档的《吃面条》，红遍大江南北。
这个小品的出演，当时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顶了极大风险。
《吃面条》本来是八一厂演员和观众互动时，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捣鼓的小短剧，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走哪红到哪。
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了，就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
送审时，凡是看了的人，都笑得喘不过气来。
可这样一个为笑而笑的节目，又没什么教育意义，敢在中央电视台上直播吗？
黄一鹤没了主意，他把球踢给了姜昆，姜昆也不敢拍板。
陈佩斯见到这种局面，倔脾气就上来了，对朱时茂说：“算了算了，别搞了，还有正事儿，我们回去演我们的电影。”
还是朱时茂脸皮厚，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说：“再等等，再等等”。
过了几天，陈佩斯负气而走，朱时茂又去找陈佩斯，说导演要他们回去。一回去才知道，压根没这事儿，是朱时茂自己特想上。
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吃面条》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始终没人拍板，陈佩斯和朱时茂没有“身份”。
每次 节目组拉演员去排练，朱时茂就带着陈佩斯“蹭车，蹭饭”。
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冲人一笑，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没定论。
直播前10分钟，导演黄一鹤对他俩说：“你们上吧，出了事我来负责。”
陈佩斯永远记得那天夜里，黄导说这话时有多么悲壮。
《吃面条》是国家晚会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小品。开启了春晚小品的先河。
1985年，陈佩斯彻底剃了头发。
其后陈佩斯与朱时茂继续合作11年，在春晚舞台演出了《烤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等经典小品。
舞台上的陈佩斯滑稽十足却形象鲜明，将小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一身市井气却不乏率性真诚。
自出机杼，浑然天成。在小品演员里入木三分，非陈佩斯莫属。
这种高级感的小品，自他之后，再难一见。
1998年《王爷与邮差》，那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陈佩斯告别春晚。
90年代后，陈佩斯的表演艺术到了新的顶峰。
在演出《吃面条》的小品后，无数个演出邀请令陈佩斯应接不暇。
陈佩斯“走穴”的收入自己不管，拿回家就交给太太。太太也不管，直接开了银行账户全放在里面。
1998年，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钱便是太太存在账户里的。
先后投资500多万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好汉三条半》，但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亏损。
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陈佩斯只得苦苦支撑，继续四处走穴，用赚来的出场费支撑公司的运营。
可屋漏偏逢连阴雨。
随即，与央视的版权官司，将陈佩斯逼到了绝境。
1999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警察与小偷》等8个小品的VCD光盘。
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
他“一意孤行”，执拗地想要个说法。
这个说法就是，微小的个体，即便在强权下，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权利。
官司尘埃落定后，陈佩斯拿到了16余万元的侵权赔偿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起正常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
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演出邀请。
没了演出收入维系，影视公司也只能宣布倒闭。
那时，陈佩斯的女儿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报名的时间，陈佩斯赋闲在家，主动带着女儿去报名。
报名费280块，陈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块钱。
尴尬之余只能默默地背着女儿回家去找妻子拿钱。
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陈佩斯黯然泪下。他那阵儿彻底绝望了，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妻子看在眼里，一声不响地带陈佩斯去了一个地方。
1999年“五一”期间，妻子拉着陈佩斯到郊外散心。
车子开进了北京延庆市井庄镇西三叉村。
下车后，妻子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
“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
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陈佩斯愣住了。
“我嫁给你10多年，太了解你。你有无人企及的才华，但也有致命弱点。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商业化操作这些你都不懂。”
陈佩斯站在寂静无人的山头上，忍不住泪流满面。
公司失败、春晚封杀，本已绝望，却不知深爱他的人早已为他留了一条后路。
妻子说这万亩山林可以保证他们后半辈子过上富足的生活。
“每年只需投入10万元就有回报，如果种果树和速生用材树，七八年后每年少则净赚100万元，多则500万以上。”
最有意义的是，10年后万亩荒山还会变成绿色林海。
陈佩斯哽咽着说：“你要我怎么做，我全听你的。”
“扛着锄头，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到这里当山民！”
就这样，昔日爆火于央视的陈佩斯变成山民。
两人在山上建了两间木头房子，一间厨房一间卧室。
厨房里没有煤气，也没有煤，漫山遍野的枯枝败叶是唯一的燃料。
每天早上起来，夫妻俩一人背个大背篓，去捡满一背篓的落叶树枝回来生火。
除杂草、搬石头、挖树坑，陈佩斯和妻子王艳玲租货车运来买好的侧柏、苹果和石榴等树苗，赶季节争分夺秒地种下。
当光秃秃的荒山都被育上了新苗，每天早上天刚亮，两人就穿着深筒套靴出门去巡山。
一万亩的荒山，光走下来都要七八个小时，中间还得观察是否缺水，有没有病虫害。
每一天，夫妻都俩披星戴月。
白天挥汗如雨地干活，晚上躺在床上浑身酸痛。陈佩斯没叫一声苦和累，只叮嘱妻子多歇歇。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小树长高了一大截，荒山变林海。
后来山林中甚至出现了野猪、狍子和狐狸等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当经济危机终于得到缓解后，陈佩斯又不安分起来。
骨子里的表演欲开始复苏，最了解陈佩斯的莫过于妻子。
她把山林30万利润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元一起给了陈佩斯，告诉他，这是重开影视制作公司的首笔资金。
“放心去打拼，赚不赚钱都不要紧，只要不背债就行。”
妻子继续守在山上，保证家里稳定收益，给这个家一个稳定的大后方。
新世纪，陈佩斯复出，他迷上了创作。
陈佩斯决定在舞台渠道另辟蹊径：做话剧。
在中国话剧的“圣殿”北京人艺，连演员都要纷纷下海去演电视剧的年代，许多人对他的疯狂之举感到匪夷所思，他却执意“逆流而上”。
有人说，你们如果不怕赔钱就做吧。
陈佩斯把34万全部投进了话剧《托儿》，孤注一掷。
2001年，《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
在北京连演10场后，陈佩斯带着《托儿》开始了全国巡演。
2003年，第二部舞台喜剧《亲戚朋友好算账》上档。一年内在全国演出近六十场，观众达8万人之多。
《阳台》更是以犀利的风格针砭时弊，直击社会“痛点”。迄今在全国各地演出已500多场的《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纳入教科书。
“我们在北大的演出连一个空位都没有。”
有人感叹：像陈佩斯这样专业系统研究喜剧理论，并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的人，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
陈佩斯丰富的学识、不少独具思创性的言论让人为之惊叹。
但是排演《戏台》时，陈佩斯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底蕴还不够，于是又卯足劲充电。
2008年春天，陈佩斯创作的话剧《阿斗》在北京民族宫大剧院首演后，更是引起了轰动！
人说，陈佩斯跟《茶馆》里的常四爷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生活中，陈佩斯很老派，一件毛线衣可以穿上10多年，一年四季脚下都是一双懒汉鞋。
他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不穿皮衣。
父亲自2008年中风以后生活不便，陈佩斯便搬出自己的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全由他和哥哥照顾承担。
陈佩斯的父亲一直到八十多还在创作状态，那年他演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
父亲对艺术那种执着的追求，对陈佩斯的影响很深。
很多人说，陈佩斯是典型的“一根筋”，他可以为表演砸锅卖铁，却不肯对游戏规则来半点妥协。
对演员，陈佩斯却极有耐心。
“绝不端着架子，容忍年轻人犯错，这样工作才能融洽。你搞一家之言，可能是你对，但长此以往，你工作的氛围就没了。”
近几年来，陈佩斯开始系统研究莎士比亚、莫里哀等喜剧大师的作品。在网络文化泛滥和各类纯搞笑话剧的冲击下，他坚持自我，绝不向网络乞讨笑料。
陈佩斯的偶像是卓别林：那个给全世界带来快乐、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
他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喜剧这行太苦，陈佩斯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但他手握利器，一路披荆斩棘。
当太多的人将喜剧肤浅地理解为插科打诨，就是一堆噱头与笑料的堆砌，陈佩斯一直思考并寻求着对“喜剧”的探索。
爱思考、不炒作，从未传出什么绯闻和负面消息。
在河南拍电影《少爷的磨难》时，有一场光着脚追汽车的戏，那条农村的土路上布满蒺藜刺，陈佩斯脚上扎满了刺，还得挣扎着往前跑。
“导演一喊停，哎呀，疼啊，痛，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来。”
当他疼得摔倒在地时，旁观的人却笑得非常开心。
“这种笑是道德的吗？”
鲁迅说：“喜剧是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则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所以，在陈佩斯眼里，所有的喜剧让人发笑的东西，其实它最核心的部分都是悲情。
自1998年告别央视春晚后，陈佩斯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最近几年，在“最希望谁出现在春晚舞台”的网络票选中，陈佩斯总是遥遥领先。
2011年陈佩斯曾表示有春晚邀约，但他拒绝了，后面一年又接到邀请仍坚拒。
有记者问他：您对当初的行为是否后悔？他面色平静：“我不后悔！”
命硬学不来弯腰的人，承担的起一切选择之后果。坚守自己的原则与理想，不卑躬，不妥协，唯一能让他屈膝和朝拜的只有艺术。
他拍了中国第一部喜剧；上演了春晚第一出小品；在剧场人走茶凉的时代，又做起了话剧。他的入场和退场，从不看时代的脸色。
陈佩斯今年春晚我们可能依旧看不到他出现，可他离开春晚的21年，也是被念念不忘的21年。
在这个时代，他让我们看见，仍然有人为理想而活，活得干净而硬气。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和照片涉及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号联系，将在第一时间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