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這個社會中，乙肝病毒攜帶者從來就不僅僅是作為一個醫學問題而存在的，從一定意義上説，與其説針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爭議是個醫學問題，還不如説是個社會學問題，更直接地説，就是一個與社會歧視相關的問題。
如果在醫學上大部分乙肝病毒攜帶者能被確認為健康的話，那麼我們就無權通過某些規範性文件來公開宣揚歧視，否則，這不僅侵犯了乙肝病毒攜帶者的平等權，還侵犯了他們的人身權利。羣體性偏見不是天生的，是後天形成的。醫學社會學認為，當某一種病症使其罹患者不能自主地、廣泛地被隔離或半隔離於正常社會行為之外，並引起多種形式的社會連鎖反應，那麼，它可以被看作是必須從社會角度去判斷的社會病。
乙肝病毒攜帶者既不構成道德上的弱點，也不是法律上的犯罪，它只是一種潛在的病理性缺陷。本來，這樣一種疾病本身並不值得討論，但當它由於附着於個體身上，併成為了共同具有這種缺陷的所有個體的羣體性標籤時，它在社會中就被異化了，它給它的載體帶來了生存困境。因此，傾聽乙肝病毒攜帶者的聲音，進而消除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羣體性偏見，在筆者看來，才是當下的最優選擇。
應該承認，作為一個由醫學問題衍化而來的社會問題，乙肝所引起的討論已更大範圍地深入和擴散到制度層面，這裏就不再是社會中個體與個體的互動、優勢羣體和劣勢羣體的互動，而轉化政府、組織與攜帶者羣體的互動。如果説，在前一種互動中所發生的是直接的偏見和歧視，那麼，後一種互動就是間接的，它是通過對於一項制度或規定的制定和依賴來實施的。如此以來，一紙健康證是互動的表現，但是，這種互動的單一和稀缺也是明顯可見的。那麼，我們的擔憂還不是照樣存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