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端 确诊国内首例艾滋病
邵一鸣与我国艾滋病领域研究的好多项“第一”有关：参与过我国第一例HIV感染和病人的研究，参与研究了我国第一批大规模感染的案例，建立了我国第一个HIV病毒遗传变异网络，建立了我国第一个HIV耐药监测网，第一个把鸡尾酒疗法引入国内，WHO第一个艾滋病机构中最年轻的顾问……现在，他又领导着世界上第一个DNA天花疫苗重组艾滋病疫苗的课题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马上要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邵一鸣最初从事的是肿瘤病毒研究，那时艾滋病尚未进入中国。大学实习时，他亲眼目睹一名5岁的小男孩被白血病夺走生命。孩子亲人的痛苦让邵一鸣难以忘怀。这一悲剧促使他投奔肿瘤学家曾毅教授的门下，开始了癌症研究。他对病毒有着浓厚的兴趣。“两者加在一起，我就搞起了肿瘤病毒。”
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肿瘤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关系非常密切，都属“逆转录病毒科”。因为两者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所以当中国开始最初的艾滋病病毒研究时，邵一鸣就自然而然地被推到了科研的第一线。
1981年，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病例被确诊。1984年，协和医院发现一个疑似案例，于是将相关材料送到了曾毅和邵一鸣的实验室。经确认，那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例。从此，邵一鸣的工作就和HIV病毒分不开了。
1989年，调查人员在云南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趋势从传入期进入扩散期，我国也随之全面调整了艾滋病防治对策。相关部门立即将已经赴世界卫生组织瑞士总部的邵一鸣调了回来。他一下子从优越的研究、生活环境，转入了艰苦的野外工作之中。
为了制造有利的研究条件，科学家们只能自己搭建无菌实验室。他们用塑料布将一个房间包裹起来，然后用最强效的消毒水蒸气进行消毒。尽管这样做可以勉强制造出一个无菌环境，但刺激性的气味使人只能在其中坚持工作10分钟。
回想那段艰苦的工作，邵一鸣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政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设立的全国性疾控网络对我国早期艾滋病疫情控制的积极作用。他感叹说，幸好当时已经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体系，能进行主动检测，及时发现了这批感染者。“如果等到1999年再发现这些病人，那么中国的艾滋病现状就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了。”#p#副标题#e#
疫苗研发 风险和利益的权衡
“国际课题光个人我就拿了十几个，经费总共有六七百万美元。我可能是中国拿国际项目最多的人。”邵一鸣平静地说。他一方面争取加强中国科学家与国际科研项目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依靠自己的科技创新与国外同行竞争。“竞争才能让科学进步。”
制药巨头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宣布，该公司研制艾滋病疫苗的实验完全失败。实验结果显示，他们生产的疫苗不仅没有防止病人感染，也无法降低病人体内的病毒水平，甚至可能增加艾滋病毒感染的几率。
“这是对艾滋病研究的一个巨大打击。”邵一鸣说，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一样，自己领导的团队也在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发工作。所有人的工作都因为这一打击大受影响。“不过，对我们的团队影响较小，因为我们的研究原则不一样。”
艾滋病疫苗有“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中，死疫苗在人体内不会繁殖。“打进100个，经过消耗就会变成50个，30个。慢慢减少。”活疫苗则会在人体内分裂繁殖，所以它的效果相对来说强得多，也持久得多。两者相比较，死疫苗相对更安全，但造价很高;活疫苗安全性不如死疫苗，但造价低。
西方大型制药企业研发艾滋病疫苗的活动，是典型的商业行为。他们大都回避高风险模式，所以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死疫苗。默克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而邵一鸣领导的小组研究的却是活疫苗：通过基因技术，将艾滋病毒片段截取下来，放在治疗天花的疫苗载体上，培养出新的疫苗。
“天花病毒是人类有意识消灭的第一个物种。几乎每个人都接种过天花疫苗，所以，在临床上这个疫苗是比较安全的。”“用老一辈科学家的宝贝，加上现代的基因技术来制作艾滋病疫苗”，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个“利益与风险衡量的结果”。“如果是物理化学实验，设计安全结果就一定是安全的。但医学实验并非如此。何况天花疫苗本身也并不是完全安全的。我们做实验不可能没有风险，所以必须用长期的临床实验来证明。”邵一鸣说。
这个研究项目在十多年前就启动了。最初，邵一鸣和几个同事在简陋的条件中实验，被美国同行戏称为“十九世纪的科学家”。现在，相关研究即将进入临床实验阶段。#p#副标题#e#
保护病人 反歧视是个长期工作
在参与了对中国首例艾滋病人的治疗之后，邵一鸣又接触了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其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成了他的朋友。宋鹏飞就是这样一个老被他挂在嘴边的感染者。
宋鹏飞16岁就感染了艾滋病毒。当时国内很少有针对艾滋病毒的治疗活动。邵一鸣主动接手了宋鹏飞的治疗工作。他动用自己的力量，寻找国际上最好的的免费药物，还积极地与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了宋鹏飞的治疗、学习、生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邵一鸣将国际上流行的“鸡尾酒”疗法引入了国内。如今，宋鹏飞已经27岁了，身体非常健康。
在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治疗活动、组织研究艾滋病疫苗之外，邵一鸣也致力于艾滋病毒感染者及患者的保护工作。他一直在推动制定保护艾滋病人免受歧视的文件。“现在，艾滋病人面对的社会条件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跟高危行为具有密切联系的疾病，因此反对歧视艾滋病人是个长期的工作。”
事实上，作为治疗者的邵一鸣，自己也是一个病人。他患有甲状腺恶性肿瘤。“这算是癌症中比较轻的一种了，其实对工作没什么影响。也没办法，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但这些工作没法放下。”邵一鸣说。
如今，在包括邵一鸣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的倡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三个艾滋病防治检测网络：一个是设有6000多个实验室的全国艾滋病检测与诊断网络。大到各大医院，小到社区门诊，都能对艾滋病病毒流行情况进行检测;第二个是分子艾滋病病毒的追踪网络，用于追踪艾滋病毒的基因变异，以此了解哪些病毒亚种从哪儿传来，分布在哪个特定人群;第三个网络是针对治疗人群的药物的监控网络。“这三个网络对于国家应对艾滋病流行的防治、诊断、血液安全、医疗研究及治疗科学的可持续性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今，一个全面的中国艾滋病流行数据库已经建立。通过这个数据库，研究者们可以精确地研究与治疗每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一道构筑起了抵御艾滋病的长城。#p#副标题#e#
【人物名片】：邵一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曾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历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病毒及艾滋病毒室副主任，WHO总部全球艾滋病规划生物医学研究部顾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主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主任，中国CDC病毒与免疫研究室主任。
现任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比尔·盖茨基金会全球卫生重大挑战计划科学顾问、国际微生物联盟病毒分会顾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艾滋病病毒鉴定网络成员等职务。
【观点】：闯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
编辑：艾滋病毒本身并不致命吧？
邵一鸣：本身不致命但会致人死亡的病毒也有，比如SARS就是病毒导致了过敏反应，免疫系统攻击了自身。艾滋病病毒则会导致人体免疫能力下降，对抗不了其他疾病的攻击。它是一种慢性流行病，所以很难控制。艾滋病毒变异非常快，一旦人产生了免疫力，它就很快会逃出免疫力的控制范围。
编辑：在艾滋病相关领域，总是听到有各种新的突破。这是为什么呢？
邵一鸣：艾滋病的相关突破主要在治疗领域。原来艾滋病是致死性疾病，现在变成了慢性疾病。从最初把治癌症治不好的药拿来治艾滋病，到加入蛋白酶的研究，再到阻隔病毒进入细胞的药，现在第四代的药物已经在整合酶上做文章了，也就是防止病毒插入到染色体中成为终身的遗传基因一部分。总的来说，进展很大。
编辑：艾滋病研究是否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邵一鸣：做疫苗并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真的成功以后就一劳永逸了。药物则是一直都要吃的。而且疫苗做出来后就变成政府行为了，不是纯商业的。尽管如此，研究疫苗的人还是最多的。多数科学家并不惟利是图，他们只想攻克这个难题。
编辑：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重点在哪里？
邵一鸣：艾滋病的流行趋势是从高危人群转向一般人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城市里做好艾滋病预防工作。城市流动人口多，如何让他们进入当地的艾滋病防治系统，是防治重点，也是难点。
编辑：艾滋病能够被完全治愈吗？
邵一鸣：从目前的角度看，艾滋病还治愈不了，但未来不一定。当整合酶进入到治疗的领域之后，今后也许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