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對艾滋病人越來越理解和寬容的同時，人們對他們可能危及社會公共安全的行爲也越來越感到不安。
艾滋病人依仗艾滋病這一特殊疾病的病人身份從事犯罪活動的事情可以說已成爲近來犯罪領域的新現象。從重慶公安部門突襲黃賭窩點抓捕到艾滋病賣淫女到重慶市百貨大樓抓獲一名患艾滋病的小偷再到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對涉嫌搶劫、盜竊的艾滋病人進行審判，這些年來，隨着中國艾滋病患者的增加，艾滋病病人的犯罪案件更是呈幾何數字增長。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專家邵一鳴接受央視採訪時說，中國現在查到的艾滋病病人是4萬，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流行病學估算方法，估計、累計的感染人數是100萬，現在仍然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估計有85萬。面對如此巨大的艾滋病患者羣體，防治艾滋病患者進行犯罪活動已刻不容緩。
艾滋病人犯罪事件的接連出現不斷震撼着我們的內心，而面對這類事件我們的安全部門表現出來的無奈甚至無作爲更是不斷衝擊着我們的心理底線。
當面對艾滋病人犯罪，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們的司法部門應該採取些什麼行動?難道應該繼續容忍?難道面對這種情形我們只能尷尬的“任由犯人將菜刀、飯勺扔到派出所門前空地後逃跑”？
艾滋病人犯罪是否應該在法律上搞特殊？
衆所周知，在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中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這更是衡量一個法制社會是否成熟的標準。艾滋病人犯罪雖有其特殊性，但艾滋病人作爲社會大家庭的一份子，當他們違犯法律時，同樣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艾滋病人也不能在法律上搞特殊。”有學者認爲，對故意傳播艾滋病的犯罪行爲，對依仗艾滋病這一特殊疾病的病人身份從事犯罪活動的人，在司法實踐中可依照刑法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量刑。
的確，在法治社會疏忽對艾滋病犯罪人員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縱容其犯罪。對艾滋病人犯罪在法律上搞特殊不僅有損法律的尊嚴，而且這一羣體隨時都有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的危險，實際上這也是對公共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
有人建議：司法機構對於沒有臨牀症狀的艾滋病感染者，應當依據其犯罪行爲實施應有的拘留、勞改、羈押，並在當地衛生行政部門的指導下，做好醫學觀察；對於出現臨牀醫學症狀者和艾滋病患者，經當地醫學專家鑑定，關押場所內若無條件隔離治療的，可實行保外就醫。而且國家也應撥出專款，在一定區域設立若干專門收治艾滋病犯人的看守機構，以解決缺少關押艾滋病嫌犯場所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