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着翻雲覆雨能力的杜月笙在當時的十里洋場中，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不過杜月笙的一生功過是非爭議很大。其中有一件事幾乎讓杜月笙和中共欠下血債，那便是他曾誘殺中共早期領導人物汪壽華。汪壽華被殺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的被杜月笙活埋了嗎?杜月笙是如何活埋汪壽華的?接下來本站的小編來告訴大家吧!
汪壽華
一、震驚上海灘的一樁命案
汪壽華是中共早期工人運動的領導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參加中共四大。中共領導上海工人發動三次武裝起義，汪壽華與周恩來等同爲武裝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1927年3月，被選爲政府委員和上海總工會委員長。
1927年4月9日的黃昏時分，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步履匆匆地來到當時上海總工會的所在地——閘北湖州會館，向汪壽華遞上了一份請柬，說是杜老闆有要緊事商議，請汪先生務必往杜公館一敘。汪壽華一聽連聲稱謝，他與杜月笙交情匪淺了，在青幫裏，他排“通”字輩，“悟”字輩的杜月笙見了他都得喊一聲“師叔”。
從1927年2月28日到3月8日，他同杜老闆就見了不下五次面，杜月笙滿口答應保護工會，全力資助工人糾察隊，同時爲中共黨員在法租界內開會提供方便。像這樣的一位支持革命事業的大人物，此次竟親自派貼身管家前來邀約，又焉有不去之理呢?
4月11日晚上七點，汪壽華乘車如約來到華格臬路杜公館大門口，他並沒有留意到在華格臬路與李梅路轉角處還停着另外一輛車。他大踏步走向公館鐵門，司閽笑容可掬地喊一聲：“汪先生!”門扉徐徐開啓，汪壽華直入中庭。就在此時，門外埋伏着的那輛汽車徐徐靠近汪壽華座車的左側，當兩車齊頭並進的當口，神祕車輛右邊的兩扇車門瞬時打開，跳出兩個彪形大漢，他們用槍抵住汪壽華司機同後排坐着的保鏢的太陽穴，然後一擁而入汪壽華的車，伴隨着一陣馬達的轟鳴，汪壽華座車在彪形大漢的脅持下一溜煙駛離了現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沉重的鐵門在汪壽華身後關上了，他並不清楚方纔在門外發生了什麼，依然興沖沖地向前走，當他跨入燈火輝煌的杜公館大廳的時候，才發覺情形有異：大廳里根本見不着杜月笙的影子，只有穿着東洋和服的張嘯林，雙手抱胸，殺氣騰騰地瞪着他。
當汪壽華打算立即抽身折返時，早已埋伏許久的杜門“四大金剛”顧嘉棠、芮慶榮、葉焯山、高鑫寶，以及“老八股黨”成員的馬祥生、謝葆生便一擁而上，把汪壽華控制住，汪壽華拼命掙扎、大聲呼救，力氣最大的芮慶榮伸手捂住汪的口鼻，想要順勢把他悶死。這時一個驚恐的聲音在樓梯口響起：“不要做在我家裏!”杜月笙一直在二樓焦灼地等待着這場“鴻門宴”的結局，汪壽華的呼救聲搞得他心煩意亂，他害怕汪壽華死在家裏會把杜公館變成不吉利的“凶宅”，以後就不好在家裏接待客人了，他命令手下把汪弄到郊外去解決掉。
杜月笙
於是，“四大金剛”把汪壽華按進了公館門外彪形大漢留下的那臺車子裏，車中已經備好了麻袋和繩索，車子由高鑫寶駕駛，向法華交界處的楓林橋方向疾馳而去。在路上，芮慶榮再下毒手，他一把捏住汪壽華的咽喉，汪昏死了過去，流氓們以爲大事底定，便把汪壽華的“屍體”裝進麻袋，用繩索綁好，他們把車停在滬西的一處樹林邊，準備將麻袋掩埋。
就在“四大金剛”揮土如雨的時候，那隻麻袋裏卻傳來了一陣陣的呻吟聲!原來芮慶榮方纔的力道沒有用足，汪壽華只是昏迷了一陣，此時又甦醒過來了。做賊心虛的流氓們被這一突如其來的情況嚇得魂飛魄散，他們七手八腳地把麻袋丟進土坑中掩埋，中共早期重要的領導人汪壽華就這樣被殘忍地殺害了。
汪壽華犧牲後沒過幾個小時，1927年4月12日凌晨兩點半，打着“中華共進會”旗號的青幫分子一萬六七千人從法租界一擁而出，他們手臂上繫着“工”字臂章，攜帶大小槍械，兵分多路，向共產黨控制的工人糾察隊總部——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工會會所——湖州會館、商務印刷廠以及位於南市的華商電車公司展開進攻，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國民黨方面稱爲“清黨”)拉開帷幕。
作爲中共領導人物的汪壽華怎麼會與青幫大佬杜月笙有瓜葛?而杜月笙爲什麼會打定主意對汪壽華痛下殺手?“四一二政變”驟然爆發的背後又有着怎樣的隱情呢?時值“四一二”九十週年，本文就圍繞這些問題爲讀者們作一個簡單的梳理。
二、共產黨與1921-1926年的上海工人運動
要真正理解杜月笙與汪壽華之間的恩怨糾葛，還需要從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開展的工人運動說起。根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作爲目標，因此發展工人運動，啓發工人的階級覺悟是共產黨最爲重要的工作。毫無疑問，上述的道理對於1921年新生的中國共產黨是無從例外的，中共在誕生伊始便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資助，參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組織和發動城市中的工人隊伍，一直是中共早期主要的工作內容。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糾察隊在市區內遊行
然而，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水平還處在起步階段，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產業工人數量少之又少，而且基本上都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區的若干大城市內，這其中上海的地位則尤顯重要。作爲當時全國最重要的工業中心，上海是產業工人人數最多也最集中的城市，據不完全統計，1920年代上海的工人總數即不下四五十萬人，僅從事紡織業的工人就達到二三十萬，無疑爲中共開展工人運動提供了十分良好的條件。1921年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專門負責處理工人運動的各項事宜。早期中共的工作重點集中在開辦工人補習學校、成立工會以及領導工人罷工等方面，在共產黨員的積極努力下，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底，雖然也曾經在日華紗廠與浦東英美煙工廠發動過規模較大的罷工，但是很快都以失敗收場了。
此後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就陷入了低潮，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共作爲新興的革命政黨力量還十分弱小，獨立領導的工人運動在軍閥與外國勢力的干涉下很容易失敗;另一方面，中國落後的工業化水平，決定了工人的階級覺悟不高，而且就像裴宜理(y)的研究發現的那樣，當時上海的工廠之中存在着大量植根於地緣與血緣網絡的，帶有濃厚封建性的“行會”與“幫會”組織，這都給純粹以馬克思主義來發動工人帶來了巨大難度。
在這樣的嚴峻局面下，中共開始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工運策略，結合裴宜理、李達嘉等學者的相關研究，可以將中共的策略簡單歸納爲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是通過實現國共合作來壯大自身力量。1922年8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召集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了西湖會議，傳達了共產國際希望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意見。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正式通過了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不過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係上，中共依然反覆強調了保持其自身組織獨立性的重要意義：“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
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正式改組，決定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廣州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等地則設立執行部，代行中央職權，指揮各省黨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建立以後，一大批共產黨員進入執行部承擔了各部門的重要職務，包括毛澤東、鄧中夏、惲代英、羅章龍、李立三、向警予、楊之華都先後在執行部工作過，通過協助國民黨建立基層的區分部，共產黨在上海的組織能力得到極大提升。
1924年於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
同時，以國民黨名義舉辦的上海大學則成爲了共產黨培養工人運動家的搖籃，由瞿秋白和施存統擔任系主任的社會學系雲集了一批重要的共產黨幹部擔任授課講師，包括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任弼時，他們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啓發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總之，自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工人運動，因爲對外打出了國民黨的旗號，而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第二，是積極介入幫會勢力。陳獨秀在1920年就意識到了青幫在上海工人中的巨大影響力：“上海社會是哪一種人勢力最大?......大部分工廠勞動者，全部搬運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聽，這一大批活動力很強的市民都在青幫支配之下。”
爲了能更有效地團結工人，一部分共產黨的工運領袖親自加入了青幫或者洪幫等幫會組織，這其中就包括了在紡織與菸草工人中開展工作的李啓漢，在內外棉廠組建總罷工委員會的陶靜軒以及在五卅運動時期領導上海總工會的李立三(李立三在發動1922年安源路礦工人罷工時就十分成功地利用了當地的祕密會黨組織，見筆者拙文《安源：尋找中國革命的另一種可能》)。
正是由於共產黨與幫會的這一層特殊關係，類似杜月笙這樣的上海幫會頭目對共產黨都十分照顧，杜有一種模糊的認識覺得共產黨是革命力量，不可隨便得罪，這也解釋了爲什麼直到“四一二”前夕，汪壽華與杜月笙還可以維持頻繁的交往。
第三，是努力與資產階級達成統一戰線。正因爲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和力量都不足以單獨領導革命，建黨後長期擔任中共領導人的陳獨秀一直堅持所謂“兩階段”的理論，即現階段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革命的領導權應該由資產階級掌握，無產階級只能從旁協助，而只有在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後，無產階級政黨纔可能通過發動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政權。
虞洽卿
本着這樣的想法，中共在上海推動工人運動的同時不忘積極聯絡以資本家、商人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儘管共產黨以最終消滅資本主義爲政綱，看似與商人的利益並不一致，然而在軍閥混戰、外資侵入、民族工商業發展舉步維艱的近代中國，以反帝愛國爲號召，至少在陳獨秀所言的革命的“第一階段”，商人與共產黨仍然是可以找到相互合作的空間的。
通過上述三方面的策略調整，中共在上海實現了與三支勢力的結盟，即國民黨、幫會組織及工商業資本家，這種大範圍的社會聯合無疑爲上海的工人運動開闢了嶄新的前景，同時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收穫(1925年的“五卅運動”是共產黨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十分輝煌的勝利，在幫會和商人的積極援助下，李立三領導的上海總工會發起了兩百家企業、二十多萬工人蔘與的總罷工，罷工堅持了三個多月)。然而，正如裴宜理所指出的，這種聯合是“結構鬆散而脆弱的”，聯盟內部各方面的利益訴求並不完全一致，潛在的緊張關係一直存在，並且隨着1926年末北伐軍的迫近江浙而迅速浮上表面。
三、上海三次武裝起義與聯合陣線的瀕臨崩解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誓師北伐。北伐軍出師以來，一路勢如破竹，至10月已兵臨武昌城下，徹底擊潰了盤踞兩湖的吳佩孚勢力。之後，北伐軍便向東進攻直係軍閥孫傳芳控制的東南五省，經過激烈爭奪，至11月8日攻克孫軍重兵把守的南昌;與此同時，由何應欽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則由粵東進入福建，至12月，福建全境底定。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
儘管北伐以來形勢一片大好，中共方面卻頗有憂患意識，經歷了1925年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蔣介石與共產黨的關係已然難稱融洽，中共方面自然有理由擔心，隨着北伐的軍事進展，蔣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水漲船高，是否會對共產黨構成威脅。因此，中共對北伐採取的態度是，在北伐軍佔領地區積極發展工農運動，奠定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實基礎，同時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遷往武漢，以期造成一個由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主導的革命中心。
而對於此時身處上海的共產黨人，局勢同樣紛繁複雜。上海作爲全國的經濟中心，一直爲各方所矚目，中共在上海的鬥爭目標是一方面儘快驅離留在上海的軍閥殘餘勢力，另一方面又要趕在蔣介石的嫡系武力進據淞滬之前，先行建立起一個控制在共產黨手中的革命政權，以迫使蔣的承認。
共產黨積極聯絡以虞洽卿、王曉籟爲代表的上海工商業資本家，希望資產階級能夠參與到未來革命的上海市政府的籌建工作中來。嚴格的說，當時上海的大商人對於與共產黨合作是並沒有太大的負面情緒的，時任上海總商會會董的王曉籟的言論很能代表當時工商界人士的看法：“我雖是商人，但喜歡改革政治，與CP一塊來做事也不怕。”“我不知左中右派，只知目前努力。”上海的工商業者只希望共產黨能夠維持市面穩定、工廠運轉正常，且能保證在新組建的上海市政府中分享權力，至於國共間政治主張孰是孰非，倒並非他們首要關心的問題。
爲了能早日奪取上海政權，1926年10月23日及1927年2月19日，在中共上海區委(當時中共在上海的最高領導機關)的策劃同組織下，上海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進行了兩次武裝起義，不過由於倉促起事，力量懸殊過巨，起義很快遭到孫傳芳軍閥勢力的鎮壓而歸於失敗。
正在中共積極準備接手上海政權的過程中，其與國民黨、與資產階級的聯合陣線關係卻開始越來越難以維持：就國民黨方面說，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此時幾乎完全控制在共產黨人手裏，這激起了國民黨右派極大的不滿與嫉恨，他們急於排除中共勢力於上海;而就資產階級方面說，雖然上海的工商業者有意識地去與共產黨接觸並爭取與其合作，但隨着上海的工人運動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愈發高漲，勞資關係日益緊張，工人不斷的罷工、罷市令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大受干擾，讓資本家們大感頭痛，亦給資產階級與共產黨的合作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
除此之外，中共在上海面臨的最大困局便是，儘管其工作全部圍繞在遏制蔣介石的勢力進入上海，但是由於工人隊伍自身的力量薄弱，又需要寄希望於蔣介石的北伐軍儘早攻打上海，以利於自己奪取政權。
陳獨秀
可是，對於接連發動了兩次武裝起義的共產黨來說，此時已經沒有太多的選擇，只能硬着頭皮繼續向前走。在第二次武裝起義失敗之後，中共專門成立了“特別委員會”作爲第三次武裝起義的發動機關，由陳獨秀親自坐鎮，以政治、軍事、宣傳爲三大重點，軍事委員會則專門交由周恩來領導。
爲了保證起義的成功，對當時上海總工會領導的工人糾察隊進行了進一步的武裝和武器訓練，至第三次起義舉行前夕，上海工人糾察隊中已有1800人可以使用武器，並掌握了三百餘支長、短槍械。3月20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白崇禧的部隊已佔領松江，而薛嶽所率的第一師則抵達了上海近郊的龍華。
中共方面認爲時機已經成熟，於3月21日展開全市的總同盟罷工、罷課、罷市，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最終勝利，緊接着，作爲向無產階級政權過渡的“上海臨時市政府”於3月29日建立起來，這個市政府雖然在名義上有虞洽卿、王曉籟等人的參與，但實際上完全由共產黨掌握。總之，在北伐軍進入上海的當口，共產黨與國民黨、與上海的工商業者的關係似乎都已面臨最後攤牌的階段，而杜月笙、黃金榮等控制的幫會勢力則仍然處在遊移觀望的狀態中。
四、蔣介石假手杜月笙實施“清黨”
蔣介石對共產黨在上海的策略實際上是十分清楚的，在3月下旬，上海臨時市政府宣告成立之時，蔣就致函對方，表示“務望暫緩辦公，以待最後之決定。”蔣介石此時最大的隱憂是擔心自身陷入武漢國民政府與上海共產黨的兩面夾擊之下，此時鮑羅廷(共產國際派至國民黨的顧問)及武漢方面已經擔心蔣會成爲軍事獨裁領袖，脫離掌控，因而發起了一個“提高黨權”運動，想要一舉收回蔣的軍事權力。武漢方面對“上海臨時市政府”立刻表示承認，並且表示工人糾察隊是革命武力，進入上海的各軍官長有妨害糾察隊的，都將被視爲“反革命分子”，這些指令無疑都是針對蔣介石而發的。
1927年4月4日，蔣介石登上美國《時代》週刊封面人物
蔣介石認爲在上海與共產黨決裂已經刻不容緩，但爲了掩人耳目，他派出楊虎、陳羣、王柏齡等人潛入法租界，與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會商，組織上海工界聯合會，並以“中華共進會”的名義招徠青幫、洪幫分子，力圖在短時間內組建起一支人數可觀的武裝力量，“以組織對組織”，向工人糾察隊發起進攻。
對杜月笙來說，先前共產黨與國民黨尚未決裂、蔣與武漢方面關係亦未見明朗之時，自己也不便表示支持何方勢力，而現在蔣總司令既然已明確了“清共”的意思，同時又聲言會照顧杜老闆視爲禁臠的法租界煙、賭事業，那不鼎力相助一番是實在說不過去的。
爲了能令工人糾察隊在毫無提防的情形下“束手就擒”，杜月笙與其青幫手下擬定了一個誘殺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的計劃，於是便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4月12日，汪壽華犧牲之後，工人糾察隊驟然失去了領導者，在“中華共進會”的大肆進攻下，很快陷入被動，不久駐防上海的二十六軍即以“調停工人械鬥”的名義，開始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翌日，二十萬工人發動罷工請願，抗議青幫組織對工人糾察隊的襲擊行動，但遊行遭到上海戒嚴司令部的血腥鎮壓，軍隊隨即在上海大肆搜捕和屠殺共產黨人，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20年代，中共在上海努力建立起與國民黨、幫會組織與工商業資本家三方面的合作關係，但上述合作在北伐戰爭迫近上海的時刻變得無法再繼續維持，共產黨希望在上海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方針與其它曾經合作過的勢力構成了十分尖銳的利益衝突，隨着蔣介石的武力強勢進入淞滬地區，曾經持觀望態度的幫會勢力和資產階級都紛紛投向了蔣的陣營，對其發動“清黨”表示支持。
杜月笙僅有的軍裝照，四一二後其掛名國府“少將參議”
中共在上海的失敗可以視爲其在大革命中失敗的一個縮影，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沒有掌握革命武力，單純依靠城市中的工人階級與其他勢力的聯合雖然可以在一個階段內有所收穫，但必定無法保證革命的成功。此後，共產黨的革命重心便開始逐漸向農村地區轉移，中國革命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而對於杜月笙來說，他在“四一二”中的表現，無疑是給蔣介石納了一份大禮，此後他在上海灘的聲勢更加如日中天，不僅成了國府的少將參議，榮登法租界公董局華董，還插手金融，組建中匯銀行，而隨着中共退出上海的工人運動，各大工會也皆落入杜老闆之手，史稱“黃色工會”。
後世的一些人頗樂於誇大杜月笙在1927年的“神勇表現”，視之爲蔣介石“四一二政變”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不過，正像著名報人徐鑄成先生在《杜月笙正傳》中所說的那樣：“杜月笙在這次血腥鎮壓中，不論‘功勞’多大，畢竟只是一個工具。”1927年4月12日，杜站在屍山血海上成就的“不世之功”無非是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的產物，然而歷史不會每次都周全他的“美意”，杜老闆的“羅曼蒂克”終將迎來消亡的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