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所幼兒園因被查出食堂冰箱內存放一瓶過期調味醬，被衛生局罰款4000元。幼兒園遂以處罰畸重爲由起訴區衛生局並要求撤銷處罰。園方稱，執法人員故意加重處罰，是爲脅迫園方滿足對方違規入托幼兒的目的。（《京華時報》12月7日）
一瓶調味醬，罰款4000元。如果這是一次簡單的衛生執法，也就罷了，但隨後執法人員又不避嫌地有求於被執法者，那這個4000元罰款就讓公衆有了足夠的“聯想”空間。當地衛生局的說法顯然不是沒有道理：如果真是銷售了過期食品，則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第28條第（八）項的規定，依據該法的處罰原則，一是要沒收過期食品，二是可處2000元至50000元的罰款。4000元爲過期食品埋單，似乎算不上“重罰”。
真正的問題在於以下兩個層面：一者，罰款的依據是“經營過期食品”，也就是說，這過期的食品必須使用了，纔夠得上“經營”的界定，但幼兒園的說法是，此醬料是去年“其他同行單位到幼兒園教育教學評優活動會議用餐，廚師用於醃製生肉所買”，而且幼兒園提供的日常食譜中從不用“柱侯醬”加工食品，但執法部門認爲“幼兒園自己提供的證據沒有第三方認可”——且不說幼兒園是真清白還是假清白，執法者無法舉證被執法者使用過期醬料，憑混雜其間的瓶子就可做出“銷售過期食品”的認定？爲什麼不能從孩子及家長處獲得更詳實的情況？
二者，4000元罰款真的不多嗎？筆者特意檢索了“銷售過期食品”的處罰案例，遠的不說，就拿今年的例子來看——江蘇某地有銷售過期酒合計貨值145.50元的，結果罰款是2000元;包頭市某地查獲過期食品15個批次30多個品種，當事人也被罰款2000元……有確鑿銷售證據的，不過2000元，僅僅是“懷疑使用”的，何以翻倍嚴懲？
如果以上問題得不到確切答案，那下面的細節足以令人疑惑：“執法”之後，執法人員曾親臨幼兒園，要求超範圍收孩子入托。相關部門的回答很滑稽，“執法人員只是作爲個人去幼兒園諮詢過入托事宜”——超範圍入托，這樣的諮詢果真“別無深意”？在行政處罰後“有求於”相對人，權力贖買的暗示算不算客觀事實？執法者開出罰單後去“諮詢入托”，這樣的“個人行爲”可以“不避嫌”嗎？不管執法者有沒有“製造小鞋”的居心，其行爲已經讓權力呈現出一種不公不正的詭異姿態。
古諺有云，“官斷十條路”，歷史學者吳思也提出過著名的“合法傷害權”概念——即某些執法者不僅有對法律的執行權，還有對法律的解釋權。在他可以做主的領域，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給其治下民衆以傷害，一切都是在“合法”名義下進行。合法傷害權的存在，緣於自由裁量權的泛濫、無邊界。譬如衛生執法，2000元合法，50000元也合法，理論上各有各的維度，法律也不可能教條地應對所有具體情境，這時，執法者的職業素養與制度約束就決定了罰單的“度”。在制度與人性面前，顯然前者更爲可靠——越是自由裁量的權力作爲，越是需要篤實的邏輯迴應公衆的“小人之心”——這不是一種可選擇的權利，而是法定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