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剛剛收官的紀錄片《中國》用十二集“重現”影像回望了歷史長河中關鍵與日常的瞬間，其獨特的美學風格、差異化的視覺表達、深層次的文化內涵，無不在向觀衆傳遞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
從創作到播出，這部作品背後也凝聚着主創團隊諸多巧思和感悟。製作過程中，思源何處？該紀錄片總撰稿鄧建永寫下這篇創作筆記。
作者： 鄧建永 紀錄片《中國》總撰稿
終於，紀錄片《中國》第一季有了一個段落感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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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4年，10集紀錄片《河西走廊》做完的時候，我曾經感慨了一句：一部《河西走廊》，就是半部中國史啊。
這不奇怪，因爲河西走廊自古以來就關乎國家經略。
接着，2015年《河西走廊》播出之際，我和北京伯璟團隊合作，又做了《重生》，將1921到1949這28年間中國共產黨歷史重溫了一遍。
這期間，2015年4月29日午後，伯璟的李東珅給我電話說，我們做《中國》吧？
我有點吃驚，說你是不是瘋了？是不是做完中國之後就要做世界？
電話那頭他笑了。
從最初的素材蒐集，討論，構思，到真正動筆開始寫《中國》，這期間間隔了整整5個月。
這個題目太大，既讓人興奮，更讓人迷惘。
我始終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調子和好的表達方式。
好在李東珅和北京伯璟的團隊在努力推進，並且確定了《中國》第一季的主線。北大電影史研究生畢業的孔麗麗已經努力寫出了第一集歷史素材初稿。
但我還是遲疑着，不敢輕易動手。
我承認，寫《中國》是需要莫大勇氣的。
直到9月下旬，我因爲欄目的一個選題前往拉薩出差，就在這座高原聖城的某個夜晚，我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幅畫面。
那是一種強烈的衝動。
於是，我打開電腦，寫下了《中國》第一集的開始部分——
不知不覺中，洛陽城外的天色漸漸黯淡下去。但他們談興正濃，意猶未盡。主人名叫李耳，客人名叫孔丘。李耳，就是被後人尊稱爲“老子”的人；而孔丘，正是被歷朝歷代尊爲聖賢的“孔子”。這一年：老子，54歲。孔子，34歲。他們都認爲此時身處的時代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變局，但對於如何結束這種混亂無序的景象卻產生了尖銳的衝突。最終，他們誰也沒有說服誰。……
此後，在漫長的5年時間裏，《中國》的前12集每一集都經歷過多次大改，但，唯獨這個開頭的調性從來沒有被顛覆過。
直到今天，我依然慶幸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忽然找到了一種敘述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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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的歷史知識儲備並不是很多，更多的歷史觀養成，來自我在央視紀錄片欄目《探索·發現》的從業時期。
同時，我也特別感激在2013年開始的《河西走廊》創作，在兩年多的時間裏，我得到了以沙武田博士爲代表的衆多史學家們的幫助，對於中國史有了較爲清晰的脈絡感。
但，畢竟選題過於龐大和與衆不同，因爲每個普通人心中都有着自己對於我們中華民族浩蕩歷史的理解與感受。
要做《中國》，我們必須確立屬於自己的獨特路徑。
在我們躊躇滿志開始《中國》前期準備的時候，李東珅選擇了錢穆先生的《中國史綱》。
他最初的那段話瞬間就打動了我——
“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我喜歡這句話，正是這個“溫情與敬意”深深打動了我。
我希望能對於過往歷史中偉大的先賢充滿敬意，設身處地寫出他們的性格與飛揚的靈魂。
幾經變動，我們最後在浩如煙海的歷史進程中確定了關於人物與事件的選擇規則：中國思想與文化的誕生與影響力；國家制度框架的定型和對後世的影響力；各民族的融合對於後世的影響力。
有了這樣的尺度，就有了順其自然的裁度與篩選的考量。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切割歷史呢？
爭論與疑惑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終我們做了這樣的劃分——
第一集《春秋》更替，天地萬物與人生思考爆發了宏大的軸心時代。第二集《衆聲》喧譁，百家爭鳴磨礪了各種思想的睿智光芒。第三集《洪流》滾滾，法家的利器脫穎而出助推了一個強悍鐵血的新國家。第四集《一統》江山，郡縣制開創了治理超大型國家的一種制度安排的先河。第五集《天下》秩序，獨尊儒術讓社會的運行平穩有度秩序井然。第六集《視野》遼闊，開疆拓土成就了貿易通道上的文明交流。第七集《南渡》衣冠，只爲了山不轉水轉的漢家中原延續傳承。第八集《融合》血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爲華夏進步的基因。第九集《佛變》當道，獨闢蹊徑，探索治國管理的新理念。第十集《關隴》雄風，席捲廣袤北方大地，淬鍊堅韌鋼鐵意志。第十一集《基業》重鑄，呼喚華夏文明的榮光昔日重來。第十二集《盛世》華章，旨在讓萬千百姓過上從容富庶的好日子。
線索與脈絡的路徑清晰了，從紛紜的人事中選擇故事細節、謀篇佈局就順理成章。
我們的標準只有一個——對標今天的現實，捕捉歷史之河中那些意味深長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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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本身，永遠都是枯燥乏味的，疲憊不堪的，日復一日地，繁雜的，寂寞的，孤立無援的，彼岸遙遠的，彷彿永遠也遊不到盡頭的，自我懷疑的，自己說服自己的……
總之，你要有足夠的忍耐力，要能堅持，保持平穩的心態，儘可能抓住每一次靈光乍現的瞬間。
如果運氣好，這一集寫的就會很順利。
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艱澀的，甚至經常想放棄。
面對高山仰止般的偉大人物，我總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能真的沉浸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中，就能找到通往人物內心世界的鑰匙，自然就會有強烈的代入感。
所以，我會盡力試着揣摩與接近我所要描寫的古人，找到我們之間相似的感覺。
比如孔子，去掉他後來被罩上的層層光環，他也是一個有着七情六慾的普通人，只是他性格中有更多的倔強與堅持，有點像個槓頭，認死理；但他同樣也會有退縮的時候，也懂得變通，到了晚年，他和我們今天的老人也差不多是一樣的，他也寂寞，也傷感，他的親人都去世了，他極力“兜售”的思想四處碰壁，歲月風塵中，他渴望學生們來看他，等等。
如果寫好了，自然就會贏得當下大衆的共情與共鳴。
我常常想，怎樣的文字纔會打動別人？
我總結的經驗就是，除了閱歷的豐富，文字的敏感之外，最重要的是態度的誠懇。
在寫作中始終秉持着平實、樸素的敘述樣態，不裝，不矯情，不做作，真誠一點，感性一點，少用形容詞，少用層次複雜的長句子，簡潔明快，最好讓自己眼前能呈現出畫面感，審慎而剋制地蘊藏一些淡淡而美好的詩意。
這樣的文字會有張力，會打動並感染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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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具有史學精神的民族，每當遇到歷史大變局，我們總會自覺不自覺看曾經的歷史，希望能獲得啓示並找到未來的方向。
創作《中國》讓我了悟，其實，中國的今天還在5000年曆史的延長線上運行着。
中國人了不起，是因爲我們知道來路。
2020年早春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像是一次嚴厲的大考，無論如何，我們的文化傳統和我們的民族所迸發出的勇氣最終抵禦住了這場意外的襲擊。
我們竭盡努力，希望呈現我們理解的《中國》。
我很喜歡《世界文明史》作者威爾·杜蘭說過的這段話：
文明就像是一條築有河岸的河流。
河流中流淌的鮮血是人們相互殘殺、偷竊、爭鬥的結果，這些通常就是歷史學家們所記錄的內容。而他們沒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們建立家園，相親相愛，養育子女，歌唱，譜寫詩歌，甚至創作雕塑。這個世界有種種的殘酷，但支撐着人類走到今天的，還有信仰、希冀和不經意間流露的愛與溫暖。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中國。
同樣，我更喜歡孔子那個近乎執念的老頭，喜歡他站在夕陽墜落的岸上，面對滾滾滔滔的河水，發出的那一聲感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兩千年後，我們會同樣重複這樣的感嘆。因爲我們人類的祖先最開始都是在靠近大河的地方生活，他們對於水與河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親近感，並且看到了生命的誕生與死亡，也看到了延綿不絕與生生不息。
這就是我寫《中國》所帶來的感動。也是我“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還做中國人”的精神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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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一部紀錄片的總撰稿，我的使命在交到實際拍攝的編導攝像手上時就基本完成了。而最終呈現在人們眼前的這部紀錄片，是一個巨大團隊諸多工種嘔心瀝血晝夜兼程的最終成果。他們展現出的勇氣、信念、激情與智慧感人至深。
這部紀錄片背後的故事足夠寫一部長篇紀實文學，希望有一天我會鼓起勇氣來寫，並以此感謝每一位與我命運交織的人。
至於我自己的敘事則可以追溯到1986年8月。
那是一個風輕雲淡的午後，我乘坐甘肅區域地質調查隊的北京吉普翻上祁連山脈的著名隘口——烏鞘嶺。
我請司機停車，在公路邊匆匆拍了一張照片。
紀錄片《中國》總撰稿 鄧建永
當時山頂上有雪，氣溫很低，很寒冷。這一年，我29歲，第一次翻越烏鞘嶺，肩負創作甘肅地質工作者奮不顧身追索發現礦藏的報告文學《共和國不應忘記》。
2013年，我第二次翻越烏鞘嶺時是爲了《河西走廊》的前期採訪。這一年，我56歲。
紀錄片《中國》總撰稿 鄧建永
2020年，當我再次翻越烏鞘嶺的時候，北京伯璟團隊正在令人緊張窒息、不捨晝夜地拼命鏖戰《中國》後期。此時，我已經63歲了。
長河歲月，滾滾滔滔，我卻溯流而上，追索到三千年前那些時光。想到這些，真是感慨萬千。
我想我已經把這個感慨寫進了《中國》第一集的結尾——
一個彬彬有禮的溫暖時代結束了。於是，以後的人們按照孔子所編著的《春秋》卷本將這個時代命名爲——春秋。“春秋”，一個極富詩意的名字。能夠和它比擬的，就只有“歲月”了。在沒有了孔子的歲月裏，他所奔走呼號的理想模樣漸行漸遠，而各個諸侯國之間的戰事越來越頻密。春種秋收，寒暑易節，大地依舊在按照自己的節奏運行，而生活也在跌宕起伏的紛爭中向前伸展。假如能夠看得更遠一點，人們就會知曉：在這片後來被叫作“太平洋”的廣闊海洋西側大陸腹地，新的生機與希望，正在醞釀。
其實，我想說的是，在《中國》這部紀錄片裏，每一個人和每一個故事，每一個歲月輪轉的春秋，都浸潤在我們靈魂深處，並且，延綿不絕，無邊無際。
編輯 | 袁鑫笛 徐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