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士的女兒告訴記者：“從我媽媽確定要做手術到出院，前後歷時將近兩個月，而真正從手術到出院的時間不到5天。”這期間，頻繁的掛號、做不完的檢查、漫長的牀位等待讓她經常遊走在崩潰的邊緣，以至於發出“到醫院看病是一項既挑戰體力又挑戰智力的活動”這樣的感慨。
“看病難看病貴”雖然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由於牽涉面廣、原因複雜、改革情況不理想等，“十一五”期間一直沒能和大家説拜拜。“十二五”開局之年，“看病難看病貴”再次“榮升”為老百姓最關注的話題之一。“十二五”規劃中提到“加快醫療衞生事業改革發展。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要求，增加財政投入，深化醫藥衞生體制改革”。在1月6日召開的2011年全國衞生工作會議上，衞生部部長陳竺強調，醫改是2011年衞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今年醫藥衞生體制改革要突出抓好基本藥物制度建設和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字裏行間透露着政府深入醫改的決心，但是，對這項和每個人的利益都息息相關的改革，我們更想知道啥時才能告別“看病難看病貴”？
百姓聲音
提起看病，都有一肚子話要説
已經懷孕5個月的毛曉輝無奈之下把孕期檔案改建在一家北京較有名氣的私人醫院。而在此之前，她都是在團結湖附近的一家婦產醫院做常規產檢。儘管這意味着從產檢到產孩子的所有費用都由自己承擔，但是毛曉輝説“我認了，那幾次產檢搞得我特鬱悶，看個病實在是太難了！”
事實上這幾次產檢成了毛曉輝懷孕期間最不愉快的事件。“只生一個孩子，誰不想掛專家號啊。可是做產檢的人太多了，我們一家子人都得想着給我預約掛號，如果預約不上，大冷天的我老公就得凌晨5點鐘起來去排隊掛號。即使拿到號了，一個常規檢查經常要耽誤一上午的時間，有時候趕不巧，連下午的時間都得一塊算進去。可是醫生少孕婦多，大夫的臉色一個比一個難看，更別提回答你的問題了。”
數據顯示：北京協和醫院門診量去年最高達到12000，北京兒童醫院，其門診量超過了8000，現在北京的三甲醫院都是七八千的門診量，早上掛號到醫院看病的人非常多，包括北京市的患者，還有全國各地的患者。
和毛曉輝不同，困擾張鳴的問題已經不是看病的人太多、大夫臉色難看了，而是手術費用太高了，讓這個原本收入不多的家庭日子愈加難過。去年下半年一次急救之後，張鳴被醫生告知必須儘快實施心臟換瓣手術，否則就有生命危險。但是，心臟換瓣可是一項昂貴的手術，各種費用算下來要10多萬呢，其中能走醫保的部分實在有限。張鳴每月的收入不到3000塊錢，老婆在超市打工，每個月也就能掙1000多塊錢，這以後的日子可真是難過，張鳴經常嘀咕“老説醫改，可看個病怎麼還這麼貴啊！”
政府態度
推行系列便民措施解決“看病難”
衞生部副部長張茅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舉行聯組會議時表示，“看病難、看病貴”確實是人民羣眾看病就醫當中反映的突出問題，是這次醫改也是公立醫院改革要解決或者要努力解決的主要問題。
所謂看病難，突出的反映是到城市的大醫院，找比較好的醫生看病非常難。存在這個問題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醫療衞生的資源總量明顯不足，特別是優質資源短缺，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二是資源的配置不均衡，我們的優質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城市。三是醫療衞生體制機制還存在着諸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革。2011年要推行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像預約掛號、“一卡通”、無假日門診，北京25所三甲醫院實行了無假日門診，羣眾反映很好，有一些門診量已經達到了日常的50%以上。據他們統計，如果是50所三甲醫院都實行無假日門診的話，等於我們增加了10所三甲醫院的資源，當然醫務人員會比較辛苦，要進行值班，我們要鼓勵三甲醫院延長門診時間、方便羣眾的政策，實行“一卡通”。
“十二五”期間個人支付醫療費用比例降至30%
針對看病貴的問題，張茅表示，主要是醫療費用上漲過快，同時個人支付的比例，雖然總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絕對數還在增加，所以羣眾對看病貴的問題反映比較強烈。要緩解看病貴的問題，首先要加快深化醫改，真正使公立醫院堅持公益性的方向，減少過度醫療、大檢查、大處方。二是外部加強制約機制，推進支付方式改革。要借鑑國際和國內好的做法，採取總額預付的方式、按病種付費的方式，充分發揮保障體系對醫療價格制約。三是不斷完善醫保制度，提高保障水平，使羣眾個人支付比例進一步降低。“我們設想要在‘十二五’期間降低到30%甚至以下。當然這是一個總的數字，具體到每個人也不太一樣，總體上要減少羣眾的個人負擔。”
專家解析
設立科學、高效的首診負責制和雙向轉診制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醫學倫理與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醫學部衞生法學教研室副主任王嶽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國目前的“看病難”現象，實際是由於患者的分流不合理造成的，一方面患者往往沒有找到，也不知道怎麼找到最合適自己病情的醫生與醫院，所以只能盲目地、一窩蜂地擁到三級醫院看病；另一方面，這些年農村醫療投入的欠賬，使得農村的醫療消化能力萎縮。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化解“看病難”的關鍵就是設立科學、高效、便民的首診負責制和雙向轉診制。通過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建設，使得基層發揮合理分流患者的作用，實現小病不出鄉，大病不出縣，疑難雜症才進城。
王嶽説：“其實，在醫療費用差距不夠大的情況下，大部分人生病了還是願意去大的三級醫院看。畢竟三級醫院裏的醫生技術水平會比較高，並且診療設備也會比較好。因此，才會有患者分流不合理和醫療資源浪費的現狀。” 要通過提高基層醫療服務的水平，讓老百姓覺得感冒無論到一級醫院還是到三級醫院看都一樣好，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矛盾。
分配醫療資源，應該首先注重公平性
王嶽也指出，從政府對醫療衞生事業發展的責任來看，重視公平性更是第一位。目前從醫療資源的佔有方面來看，不公平之處還是存在的。政府只有儘快消除醫療的不公平性，老百姓才會有安全感，也才真正會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應當是基本服務水平，即在“服務覆蓋率”和“服務內容”二者間應當首先保證“服務覆蓋率”，即做到在人人平等享有的前提下不斷增加服務內容。在我國醫療資源和資金有限的前提下，政府提倡“公平性”是最重要的價值取向。
“十一五”攻堅看病難看病貴之足跡
“十一五”期間，中央累計安排專項資金558.4億元，支持近5萬個醫療衞生機構項目建設，其中縣級醫院近2000個，鄉鎮衞生院2.3萬個，村衞生室2萬多個，社區衞生服務中心2382個。
“全民醫保”：截至目前，城鄉居民參保達12.5億人，其中參合農民達到8.35億人，人均籌資水平從“十五”末期的30元提高到“十一五”的150元。
基層醫療衞生服務體系得到強化。近兩年，中央累計安排資金400億元，支持1877所縣級醫院、7000餘所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和1.1萬餘所村衞生室建設。
基本公共衞生服務朝着均等化的目標邁進。為15歲以下人羣乙肝疫苗補種等7項重大公共衞生服務項目和國家基本公共衞生服務項目惠及億萬家庭。
2009年4月，國務院新醫改意見逐步向城鄉居民統一提供疾病預防控制、婦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衞生服務，人均經費不低於15元，2011年不低於20元。
2009年8月，我國正式啟動國家基本藥物制度，307種藥物實行零差率銷售。全國已有51%的政府辦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實施了基本藥物制度，實行零差率銷售後的基本藥物價格平均約下降30%。
2010年2月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的啟動，宣佈了深化醫改的全面推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