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母親溺死腦癱兒日前案發後，觸動了社會的敏感神經。走過13年含辛茹苦的坎坷路，這位耗盡了錢財，也耗盡了心力的母親，在最絕望的時刻，選擇了這樣一種悲劇的了結方式。
其實，在疾病面前，在孩子生與死的抉擇面前，已經發生過太多的悲劇，這都呼喚社會建立專門的未成年人醫療保障制度，爲孩子們提供一個健康救生圈，也是爲家庭撐起一把希望的保護傘。
我國醫保從國有大型企業城鎮職工開始覆蓋，然後覆蓋所有城鎮職工，再到城鎮居民和農村村民。與此同時，職工醫療保障要高於城鎮居民和新農合的醫療保障水平，這使得未成年人的保障水平也低於成人。不論在覆蓋次序上還是報銷標準上，當前做法都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定的兒童有權享有可達到的最高標準健康不相符合，這也是前述悲劇的源頭之一。
筆者認爲，專門的未成年人醫保制度應儘快建立，儘管並不意味着要另起爐竈，但至少應達到以下三個標準。
首先，覆蓋所有未成年人，爲所有未成年人提供一個可獲得醫療保障的平臺。
這無需都由政府埋單，而應區別對待，用有限的資源設計最科學的制度。對於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醫保制度只是提供一個平臺，讓監護人有渠道和義務爲其孩子購買保險，根據自己的財力按不同標準購買。對於低收入家庭，則由財政補貼保費。
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未成年人納入醫保的途徑，可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設計，如通過父母所在單位的家屬保險計劃納入，也可通過自由購買方式納入，還可通過稅收等政策來約束和鼓勵家庭、企業購買未成年人醫療保險。
換一個角度看，這也是資源節約和負責任的制度設計。我國福利院超過90%的孩子爲殘疾或身患大病，大部分是棄兒。國家目前對這些孩子進行免費手術和治療，然後再通過收養或寄養方式讓他們迴歸家庭。這一成本其實很高。
從筆者參與的調研來看，很多家庭遺棄孩子，是爲了讓其活下去，一半以上的孩子被遺棄在醫院，即使遺棄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有的父母會在身上留個條，如說“救救我的孩子，來世做牛做馬報答您”。如果有健全的未成年人醫保制度，讓家庭看到孩子生存下去的希望，這些孩子中很大一部分就不會被遺棄，能留在自己父母身邊得到更好照顧，國家爲此支付的成本也大大降低。
其次，由中央統籌，通過政策和資金爲未成年人設定滿足實質需要的最低醫療保障標準。
我們的醫保制度由地方財政支持，很多地方還只是縣域統籌或市級統籌，造成醫療保障制度的“倒三角”，越貧窮，保障越不力，如東部發達省份有的報銷限額可以達到30萬元，而一些貧窮的地方，報銷限額只有1萬元。
生病不像吃飯穿衣那樣貴賤由人，病來如山倒，生死之間沒有第三種選擇，治病時效不能打折。1萬元對於大病往往是挽救不了生命的。正是因爲這樣，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國家，還通過聯邦撥款和州配套的方式，實現兒童醫保的全國統一最低標準。
如果說做不到醫保的全國統籌，是因爲缺錢還是因爲缺乏制度設計的智慧？孩子們同在祖國藍天下，他們的生命和健康不應該差別對待，不應該因爲生活在這個城市就可以活得健康，而在另一個城市就得冒着夭折的風險。
中央統籌還來自於另外兩個現實需求：一是我們國家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動，單農民工就有2.26億，過低層級的統籌會使大部分弱勢羣體難以享受醫保；二是我國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平衡，異地就醫很普遍。如果對所有成年人建立全國統籌的醫保體系尚有困難，那麼可先從未成年人開始試點。
再次，建立區別於成人的醫療保障標準。
目前未成年人醫保主要混合於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或新農閤中，跟成年人在報銷病種、報銷範圍、報銷額度、報銷限額和支付方式等方面都沒有區別。有的地方對城鎮居民推出了“一老一小”政策，似乎對未成年人有特別關注，而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發病率顯然不在一個檔次，將老小放在一起保障，未成年人實際上是吃虧的。
因此，應對未成年人制定單獨的醫保政策，以滿足其實際需要及最大利益。如保險範圍要擴大，以腦癱爲例，目前大部分地區都規定，腦癱的康復費用不納入保險範圍，而實際上，對於大部分腦癱患兒而言，其主要治療依賴康復，而且早期干預非常重要。未成年人發病率低，在保障標準上也應高於成人。另外，在支付方式上，應在未成年人醫保領域率先實現社保直接結算的方式。如果採用先支付後報銷的方式，對不少大病未成年人家庭來說，醫保制度仍將是水中花、鏡中月。（ 張文娟 作者爲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