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綜合來看，再用六七年時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並無太大懸念。問題的關鍵是，進入高收入階段以後，我國同歐美髮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必須着眼長遠，在現階段就加大結構調整力度、重塑增長動力源，使我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後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動力，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經濟長期趨勢如何？在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前後如何保持強勁增長動力？總結我國實踐經驗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體的經驗，可以得出一些啓示。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及其發展經驗
歐美髮達國家和日本最早走上工業化道路，近代以來經濟發展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其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可以爲後來者提供借鑑。二戰以後，先後又有一些經濟體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首先是以“亞洲四小龍”爲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其他幾個小型經濟體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到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紛紛進入高收入階段。
然後是中東歐轉型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南美大陸的“優等生”，進入本世紀以來先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階段。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是南美一些國家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智利和烏拉圭在這一年成功跨越二戰後南美國家集體陷入的、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等收入陷阱”，成爲率先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南美國家。
先後發展起來的這些經濟體，它們保持較高發展水平或進入高收入階段的歷史條件不同、發展道路不同、經驗各有千秋，總的來說可歸納出三條主要經驗：第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作爲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技術進步的推動和創新活力的激發使這些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達到發展巔峯；雖然後來經歷了經濟波動和危機，但始終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第二，堅持對外開放。以“亞洲四小龍”爲代表的東亞模式，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實施外向型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國際分工，搭上世界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因而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三，實行市場經濟。中東歐轉型國家經濟基礎較好，在轉型之初人均國民總收入就達到2000—3000美元，轉型之後實行市場經濟，生產力得到較快發展；在南美大陸，智利和烏拉圭之所以能夠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因爲它們是南美大陸最規範地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
展望中國經濟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四個發展階段
參照世界銀行對四個收入組的劃分，可以對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進行相應劃分和前瞻性預測。對照國際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深入分析這四個階段可以發現，我國已基本具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條件。
第一階段是低收入階段（1978—1998年）。在這一時間段，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從190美元增長到820美元，用20年時間從低收入階段走出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農村包產到戶到城鎮國企改革，從產權明晰到引入競爭機制，生產力發展潛力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不斷釋放。
第二階段是下中等收入階段（1999—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在這個階段的典型特徵是勞動、資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等有形要素投入不斷加大，增長動力主要來自要素驅動。在這一階段，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爲主的對外貿易成爲重要增長引擎，外匯儲備增長了十幾倍；投資率保持高位；房地產成爲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然而，高投入、高增長也付出了資源環境代價，增長不可持續的矛盾凸顯出來。
第三階段是上中等收入階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同時，經濟增長開始從高速換擋爲中高速，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按照中高經濟增速來推算，我國走出這一階段將用約13年時間。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傳統要素的優勢逐步消失，大規模投入受到制約，增長速度減緩，要求儘快提高生產率，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爲此，黨中央及時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通過降成本、補短板，提高企業生產率、投入產出率和競爭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確保經濟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
第四階段是高收入階段（預計從2024年左右開始）。高收入經濟體並不必然是發達經濟體。成爲發達經濟體要符合一套綜合評價體系，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必須是技術創新型國家，必須以技術創新作爲驅動增長的根本動力源泉。目前，我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上升至55.3%，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
創新發展是黨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的第一條，提高創新能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些新理念和新舉措，既着眼於解決我國當前問題，也着眼於實現長期發展。只有認真貫徹這些新理念、新舉措，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才能順利實現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
跨過高收入門檻後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再過六七年，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將無懸念。屆時，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已經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已經建成。
我國在跨過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門檻之後，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門檻是人均國民總收入1.26萬美元，而美國已達5.5萬美元，盧森堡超過11萬美元，跨度很大。對我國來說，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後，下一個目標是邁向“中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目標是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謀劃“三步走”戰略時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標來描述，中等發達國家大約相當於2015年韓國所達到的人均國民總收入2.7萬美元的水平。
如果按照中等增長速度，剔除價格因素，2035年前後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達到2.6萬—3.0萬美元（2015年價格）。這是我國經濟將經歷的又一重要階段，可以看作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第五階段”，直接關係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在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和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儘管將迎來更大的挑戰，但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成功實現目標。從前述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我們還可以得到如下三點啓示。
首先，從歐美髮達國家所顯示的經驗可見：隨着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以要素驅動爲主的增長必須轉向以創新驅動爲主的增長。我國曆來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每年對此投入巨大。進入高收入階段後，推動創新需要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創新驅動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檢驗。越是在高收入階段，越需要提高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其次，二戰後兩批進入高收入階段經濟體的重要經驗分別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而這兩條正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經驗。其中，前者是外部條件，後者是內部條件。進入高收入階段後，這兩條基本經驗依然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釋放經濟潛力、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努力增強軟實力。軟實力屬於“無形要素”，在高收入階段其重要性不亞於有形要素。增強軟實力的途徑主要是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而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從現在起就應加倍重視，將其作爲躋身中等發達國家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基石。要通過不斷推進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使我國的軟實力比硬實力還要強、還要硬。
（鄭秉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