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濟南一名城管要對一位抱着三四歲孩子的女商販扣留時候發生爭執。爭執中女商販抱着孩子給城管下跪，城管見狀也向女商販跪下。事後城管稱，下跪是爲了與對方“平等對話”，也怕對孩子心理產生不良影響。
城管與小販互跪，都打抒情牌，避免了另一種極端的可能。但這並不妨礙下跪執法，如同暴力執法一樣是種管理病態。更重要的，從眼神執法、溫柔執法到下跪執法裏衍生出所謂“平等對話”的臆想，實際上是種天真——它與暴力執法的區別僅僅是以倫理倡導避免流血衝突，在人格上依舊沒有平等對話。
學者熊培雲曾說過，“非下跪不足以抒情，非下跪不足以維權”。在他看來，下跪“有時是一種用膝蓋代替嘴巴辯論的急中生智”，試想，在情感天平上，公衆情感是偏向於小商販的，“被沒收”、“下跪”的詞語組合，足以在維權抒情上擊垮公衆淚腺；另一方面，城管百般辯論莫是，暴力執法不能，撲通一跪，頓時在情感天平上增加了很多分量。
然而，當事人和幾乎所有圍觀者，在流淚喟嘆之後，都很默契地默認了“平等對話”的結論。以爲在倫理姿態上平等，便站穩了生活的腳跟。面對制度設計內的人格平等缺憾，卻以爲互跪便可實現“平等對話”。
這種情形發生在當下社會的各個角落：學生給老師下跪，以謝師恩；村民千人下跪求見市長一面，只因拆遷；醫生集體下跪給死者家屬道歉。下跪這個關鍵詞，充斥着公衆視野——既可能是訴求渠道單一，也可能是利益表達不暢，然而下跪的目的，卻不外乎維權和抒情。在此基礎上，以爲得到對方開恩，便能看到“平等對話”的一絲光亮。
由此可見，民衆“平等精神”的底線之低，以爲平等是打溫情牌後爭取來的結果。但筆者始終認爲：若非建立並完善權責明確、邊界清晰的城市管理體制，那麼城管小販互跪，也只不過是平等的臆想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