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農家子弟王小林，大學畢業14年，不做不吃，手停口停，最終餓死在家中。這一次，知識不僅沒有改變命運，反而引領着從小聰明、優秀，一直是班長和三好學生的孩子，一步一步走向了死亡。
應試教育是一大痼疾，這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的精英教育，似乎從未認定過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本身就是一種成功。然而，正如謝有順在《大學人文教育的憂思》中所說，“體制的問題，歷史積弊的問題，社會風習的問題，以及整個國家的價值迷茫的問題”，不能統統由教師來承擔，即使全部由大學來承擔也有失公允。
事實上，不知從何時起，我們全社會的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已經達到登峯造極的程度，大學最熱門的專業一是有用，二是賺錢，學習“文史哲”專業基本就是失業的代名詞。現實社會的急功近利和發財就手，促使大學乃至政府、大衆都有隻重視科學、技術、專業知識的傾向，而遺忘了人文精神。致使“很多大學生畢業之後，有做事的能力，而未必有做人的魅力，有技能，而缺少價值信念，滿足不了社會對一個大學生本該有的精神期待。”
從這一角度說，馬加爵、李揚、王小林等就不僅僅是個人悲劇，而其間有個案中的共性。像王小林這樣的大學生，不僅遊手好閒，還把母親打到骨折，對於早早輟學支撐他讀書的姐姐，內心沒有半點內疚，不要說知識沒有換來他的悲憫之心，根本就是泯滅了人性。
李政道說，他一輩子做人做事的原則，以杜甫“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兩句詩爲準則。楊振寧說，童年時父親請人每週五給他講兩個小時的《孟子》，對他人生的整個思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遠比那時候找一個人教他微積分有用得多。這些都是謝有順在文中所舉的例子，不禁讓人感慨，甚至可以說如若沒有堅實的人文思想，還會出現那麼偉大和傑出的科學家嗎？總之，說來說去，又回到那個原始的問題，就是如何做人。
可以說，王小林走上生活之路是沒有半點精神儲備的，所以他沒有能力解決現實中的任何一點問題，包括衣食住行，成爲廢品。這個極端的例子不得不令我們反思，一個沒有人文情懷的民族，前景是多麼的令人擔憂。(張欣，廣州市文藝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廣州市作家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