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沒有親眼目睹、沒有親身體會的人來說，它就是天方夜譚。
我是1999年開始涉及艾滋病研究這一領域的，當時，我在泰國國立馬希德大學留學。後來我在泰國做過艾滋病的熱線援助，說句不怕你們笑話的話，剛開始我對這個病還是有點恐慌的。
我自問並不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當初做這個選擇，動機其實非常單純。艾滋病這個東西，在短期內，防也防不住，治也治不好，現在已經有上百萬的病源，未來十年裏甚至可能達到一千萬。我是高校裏的一名老師，當時關於艾滋病的研究，其他領域都已經有學者在做了，只有社會支持體系這一塊，是個空白，所以我選擇從這裏入手。這哪裏是理想主義呀？這是現實主義！
“北京昨晚來人了！”
2002年6月4日，我進村了。
我平時就不修邊幅，到了農村更加如此，高耀潔的老伴打趣我，說我像個農民。就是這副農民打扮，也根本瞞不了當地的村民。下鄉第二天的清早，村裏就開始傳言：北京來人了！昨天夜裏已經進駐本村！
當時，地方政府控制得還很緊，根本不讓外人進村，高耀潔、桂希恩那會兒都只能“打游擊”，有些香港的宗教機構、慈善組織募集了麪粉啊糧食啊，只能開着車經過，把東西扔下就跑。
我的待遇比他們稍好一些，我是帶着復旦的正式課題去的，而且“社會支持”這個課題，沒有什麼攻擊性，當地政府因此比較合作。不過，進村以前，他們還是跟我約法三章：一、當地只接受善意的幫助 ；二、任何報道，不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當地來說都是負面的；三、不能打着當地的旗號去募捐。我答應了。
我們學醫的人，整天跟死亡打交道，神經應該都是很強韌的了，而且我這個人從來都不做夢，可那段時間，我連睡覺時，眼前都是亮晃晃的慘白一片。
第二天早上，當地的衛生局長問我，“昨天看下來，有什麼感覺？”而我當時，已經連說話、連思維的力氣都沒有了。#p#副標題#e#
“死的你就不看啦？”
兩年來，我在河南和廣西兩個省實地調查，走訪了數十個村落，接觸了上千名患者，並對其中較爲典型的幾十例家庭作了訪談和記錄。先後訪談了60餘位感染者，約40位感染者的親友和20位知情人，包括各級基層幹部、醫療衛生人員等等。
我自己沒有什麼錢，如果說艾滋病救助的工作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話，我屬於“有力出力”的類型，不過，我把不少“有錢出錢”的人引到了疾病一線。
第一次進村的時候，我備了幾十個信封，每個信封裏是五十元錢和我的一張名片。因爲當時的抗艾情勢還很緊張，我怕我來了一次再也來不了第二次了，留下名片的話，以後病人還能找到我。
就這樣村裏很多人認識了我，不少人通過名片來找我，你看地上的這一包紅薯，就是幾天前一個村民來上海找我給我捎來的。
我愛人也挺有意思，我每次下鄉掏錢給病人，她免不了要埋怨幾句。但病人到了上海，她看到他們那個樣子，心腸一軟，又揹着我偷偷塞錢給他們。
在直面艾滋病的那些日子裏，我掉過一次眼淚。
是我第二次進村的時候，我遇到了以前訪談過的一位老媽媽，當時我正在她鄰居家訪談，她非要我再上她們家看看去，說着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一邊翻曬麥子，一邊等我，我只好去了。這個老媽媽有四個兒子，全都是病人，老大、老二已經發病死了，留下媳婦、孩子。老媽媽的老伴七十多了，每天到公路邊上幫人裝砂，裝一車能掙五毛錢，一天累死累活也不過掙個七塊、八塊的，這一大家子人就指望着老爺子裝砂的幾塊錢過日子。我去的時候，他們家已經半個月沒有鹽吃了，而且從春節到麥收都沒有吃過一滴油！你絕對想不到，在當地，一兩油，都可以作爲媽媽送給女兒的珍貴禮物。
我看過他們家，留了點訪談費以後，老媽媽又求我，“你再到我的老大家去看看，好嗎？”因爲天色已晚，我當時很猶豫，老媽媽突然把手中的麥匾重重地一放，很大聲地說，“噢！活着的你就看，死了的你就不看啦？”
她一說這話，我們兩個都哭了。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個感情充沛的人，也許算吧。我平時很沉默，不愛說話，但到了自然的環境中，我的話就多起來，很活躍，像換了一個人。我從小生長在廣西的山水之間，至今沒有習慣在鋼筋水泥的叢林裏生活，苦悶的時候，我會騎着車子，去郊外，去山上，去海邊。進入艾滋這個領域以後，常常覺得心很累，實在無法承受，我會到海邊，想象着遠處的海面有一條小船，而我是船上的一個人。#p#副標題#e#
“這個錢，該由政府來給”
訪談裏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死了，你的孩子怎麼辦？”這個問題實在不好出口，我只好拐彎抹角地、用盡可能委婉的方式來問。對這些苦命的人來說，他們前面的路，幾乎都是堵死的，他們想不到將來。
死了的已經死了，沒死的就在那裏撐着，許多人已經認命，惟一割捨不下的就是孩子，你不把他的孩子安置好照顧好，他活着的時候就可能爲了他的孩子，去偷、去搶、去坑蒙拐騙。
有一個村子，村口住着一個老母親和他的獨養兒子，兒子染病。我常常看到老媽媽在村口曬茅草——做飯的時候用來生火的，城裏人看了一定會很奇怪，會覺得她是在曬垃圾，這個東西也當個寶翻來覆去地曬嗎？那天我去她家，她兒子已經臥病在牀，搖搖晃晃地起來接受我的訪問，我一看他們家特別困難，就提前把訪談費拿了出來，村醫很反對我這樣做，因爲錢提前給了，別人就會圍上來。但我實在是忍不住了，我給了他兩個信封，他接下來的舉動我很驚訝，他吃力地擡起一隻手臂，把錢擋了回來，說，“這個錢，不該你給，該由政府來給。”這，是一個垂死病人說的話。#p#副標題#e#
“十年休養生息”
我們使用了社會支持評估量表、領悟社會支持量表和抑鬱量表給每位患者進行評分，發現廣西患者的抑鬱症狀遠高於河南（廣西92.9％的患者肯定有抑鬱症狀，而河南這一比例則爲53.3％），且廣西患者在朋友支持的得分亦高於河南，對他們來說，生存的、物質的援助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精神上、心理上和知識上的援助，這些病人因爲吸毒、賣淫得病，有道德和輿論上的壓力，不敢公開自己的病人身份，心理的陰影很大。
而河南，他們不說自己賣血，都說“獻血”，有個染病的村民告訴我，他前後獻的血，有整整一水缸，他們村最多的獻了三水缸！他們沒有道德上的負罪感，只會覺得冤屈和社會的不公。對他們來說，首先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先要讓他們和他們的後代，活下去，心理援助還在其次。所以我想，國家要系統地關懷艾滋病人，也該有個清晰的策略，按需施救。
定性分析中，我們感到當時艾滋病村患者的情緒不穩，並認爲如果患者的下一代得不到很好撫育的話，這一情緒不穩的底線就很容易被突破，我想呼籲在疫情嚴重地區實行“十年休養生息”，而不再是統一以“經濟建設爲中心”。#p#副標題#e#
“最有意義的學問”
我還提過一個“艾滋超限論” ，艾滋病已經超出了我們醫學的範疇，它是個全方位的問題，沒有哪個病能像艾滋病那樣，使社會發生如此重大轉變的——因爲艾滋病，我們的避孕套上了廣告；因爲艾滋病，我們給吸毒者髮針具、發美沙酮；因爲艾滋病我們得學會和感染者打交道、和性工作者打交道、和同性戀者打交道……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醫學的視野，我們需要在更寬闊的領域裏談論艾滋病。
我給研究生開設艾滋方面的課程，就是希望我的學生不要把艾滋病想得太簡單了，不要把發避孕套想得太簡單了。你發了，他用嗎？我可以很輕鬆地就提出二十個不用避孕套的理由，還有最徹底的一個理由就是避孕套顛覆愛情！艾滋病出現以後學醫的、學公共衛生的，不僅需要醫學的視野，還需要社會學的視野，人文的視野。
一次我帶一名學生下鄉，離開的時候，我對他說：這是我這輩子裏，做的最有意義的一個學問，抵得過我前二十年做的所有學問。
以前，我研究的學問都比較虛，呆在校園裏，發發論文，可是現在，真實的苦難就擺在我的面前，我的力量雖小，可我每做一點，就幫到他們一點。我並不崇高，但我有自己的信念。
話回到當初，我第一次進村，我前面說過，當地的衛生局長問我的感想，而我，已經連說話、連思維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有氣無力地回了他一句套話：“這個病，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組織、哪一個政府所能單獨應付的。”
這是一句太老套的套話了，但我現在還覺得，這是一句大實話。艾滋病需要有人振臂吶喊，也需要有人默默做事。你可以說你沒有錢，你可以說你沒有資源，但是！但是！你能說你沒有愛嗎？
高燕寧，46歲，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2002年起，他帶着復旦的研究課題深入艾滋病一線，成爲高校公開進入河南艾滋村進行研究的第一人。
他先後奔走河南、廣西兩省的幾十個村莊，接觸了上千名病人，做了數十例詳細的訪談。後來，高燕寧在研究生中首先開設艾滋病社會支持的課程，將中國的艾滋病救助拓展到了社會學的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