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務界的行業協會，則積極組織醫院管理者和醫護人員學習《侵權責任法》。有醫生坦言，該法給醫院帶來不少新壓力。
《侵權責任法》用11個條文的篇幅，專門規定了“醫療損害責任”。對此，不同的人有着不同解讀。
與以往法規相比，這部新法初步終結了醫療糾紛訴訟的“雙軌制”，對醫患雙方都提供了新的保護與新的制約。對醫療機構告知義務的分層次規範，也贏得不少專家的稱讚。在北京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卓小勤看來，這對醫患關係的調整無疑會有積極作用。
然而，立法過程中博弈力量的不對等，造成了《侵權責任法》在某些環節的不足，甚至倒退。可以預見，在公立醫院改革未獲實質性突破的背景下，僅憑這部法律，仍難以緩和醫患之間的緊張氣氛。
訴訟井噴隱現
以往，中國醫療糾紛被分成了“醫療事故”和“非醫療事故”兩類，在訴訟中的鑑定方式也被分爲醫療事故鑑定和司法鑑定兩類。而在即將實施的《侵權責任法》下，醫療糾紛的訴訟，將統一爲醫療侵權。曾任北大醫院“非法行醫”案患方代理人的卓小勤認爲，這是一種顛覆性的制度變化。
根據2002年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下稱《條例》），當醫患雙方針對是否發生醫療事故產生爭議時，應進行醫療事故鑑定。但在現實中，“醫療事故”卻僅只是醫療糾紛的一部分。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發佈通知規定，“因醫療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它醫療賠償糾紛”，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需要進行鑑定的，可採用司法鑑定。
患者一方往往更青睞以“非醫療事故”提起訴訟。因爲醫療事故鑑定由醫學會負責組織。醫學會雖然具有醫學專業知識方面的權威性，但它與醫務人員、衛生行政部門關係曖昧，有“老子鑑定兒子”的嫌疑。再加上鑑定專家不以個人身份對鑑定結果負責，可以不出庭接受質證，因此社會輿論普遍認爲醫療事故鑑定缺乏中立性和公信力。
更現實的是，“非醫療事故”賠償項目多、標準高。北京市衛生法學會醫療糾紛調解中心主任張雲林表示，“非醫療事故”致患者死者的，患者家屬可以得到死亡賠償金，最高可達53萬元。
甚至某些醫院也害怕自己被定性爲“醫療事故”，因爲這意味着可能受到衛生行政部門的行政處罰以及名譽上的損失，它們寧可“花錢買名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周友軍表示，這種“雙軌制”受到了法學界的激烈批評，因爲它違背了法治社會“類似問題，類似處理”的原則。#p#副標題#e#
新法將兩種糾紛統一爲醫療侵權，賠償標準也將得到統一。用卓小勤的話說，“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由於《侵權責任法》明確規定因侵權行爲致人死亡應支付死亡賠償金，對患者一方更爲有利，因此醫療侵權起訴可能會在7月1日以後出現“井噴”。
不過，《侵權責任法》並未明確醫療糾紛鑑定模式。未來究竟是採用醫學會的醫療事故鑑定模式，還是法醫的司法鑑定模式，仍成疑問；《條例》是否被廢止，也未有答案。周友軍認爲，這都有待加以澄清。最高人民法院已經開始調研，準備制定相關司法解釋。
舉證責任模糊
醫療糾紛訴訟中一直採納“舉證責任倒置”，可以說是壓在醫療機構心頭的一塊大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如果醫療機構不能舉證證明自己的清白，法官便可推定醫療機構存在過錯，醫療機構極可能遭到敗訴。
“舉證責任倒置”則被認爲是保護患者權益的一種設計。顯然，病歷資料等證據幾乎全被掌握在醫院手中，而患者一方又缺乏足夠的醫學專業知識，由患者一方舉證頗有點強人所難。
然而，這種規則的設計也有副作用，便是增加了醫護人員“防衛性醫療”的激勵。爲了不出差錯，醫生給患者做各種各樣的檢查，以求萬無一失。這無疑大大加重了患者的經濟負擔。
也因此，《侵權責任法》只規定了三種推定醫療機構存在過錯的情況：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範的規定；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僞造、篡改或者銷燬病歷資料。在這三種情形以外，便需要患者自己舉證。
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贊寧認爲，這表示立法者希望弱化“舉證責任倒置”，以平衡醫患之間的責任。然而，結果卻可能並不盡如人意。例如，所謂“違反診療規範”，究竟診療規範由誰制定，衛生行政部門、醫生行業協會制定的是否算數？範圍的界定其實相當靈活，甚至可囊括所有“醫療過錯”，令“患者舉證”名存實亡。
此外，對於《規定》與《侵權責任法》的效力，卓小勤認爲應以新法爲準。但張贊寧提出，《規定》的有關條文並未宣佈廢止，而且《侵權責任法》是實體法，管不上程序的問題。這意味着，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法官在這一領域仍有較強的自由裁量權，從而增加了不確定性與法律適用上的混亂。
此外，卓小勤強調，《侵權責任法》雖然提出醫院隱匿、僞造病歷可推定其存在過錯，但該法卻疏漏了患者的屍體、剩餘的藥品和醫療器械。他在實踐中就曾遇到過，鋼板在患者體內斷裂，醫院將之取出後便隱藏了起來，以至於患者一方無法舉證；很多患者家屬也並未被告知屍檢的權利，從而喪失了取得證據的機會。#p#副標題#e#
《侵權責任法》還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按照規定填寫並妥善保管住院志、醫囑單、檢驗報告、手術及麻醉記錄、病理資料、護理記錄、醫療費用等病歷資料，如果患者要求查閱、複製前款規定的病歷資料的，醫療機構應當提供。但這些資料的範圍比《條例》有所縮小，例如手術同意書便不在其中。
張雲林認爲，舉證責任的變化，可能導致一些患者未來前往醫院就診時，會攜帶照相機、錄音設備，以收集證據。這對於醫患之間的信任並不一定是件好事。而信任感缺失，正是當前醫患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
失衡的博弈
雖然《侵權責任法》對於“醫療損害責任”的規定有其積極意義，但有不少條文的規定比較模糊，會在實際操作中帶來麻煩。
例如，第56條規定：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准，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但何爲“不能取得”，卻爭議甚多：如患者自己因爲宗教信仰、民族習慣不同意的，又或者如北京朝陽醫院“拒絕簽字孕婦死亡”一案中，患者代理人不同意的是否屬於“不能取得”，尚需進一步規範。
又如《侵權責任法》第57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平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究竟如何確定“當時的醫療水平”，卻是個大難題。有專家表示，在立法過程中，曾有計劃按照地區、醫生資質等區別，詳細表述“當時的醫療水平”，但這卻遭到了北京等相對發達地區醫務界的反對，因爲這意味着他們所承擔的診療義務會高於其他地區。
卓小勤認爲，在立法過程中醫務界施加了較大影響，卻缺少代表患者一方利益的力量。於是，立法者與醫務界妥協，一些規定被模糊化。
張贊寧甚至認爲，《侵權責任法》失之過簡，因此在具體適用法律時，就會因爲“無法條可依”而不得不返回到《條例》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只用了區區11個條文，就企圖將醫療侵權的所有問題都囊括其中，這實在有點太理想主義了。”
確有專家認爲，這部法律從開始制定之初，便被賦予了太多期望。第63條“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違反診療規範實施不必要的檢查”，便充分顯露了這一意圖。對此，張雲林質疑，“不必要的檢查”目前難以在司法實踐中予以判斷。例如，同樣是檢查腸胃道疾病，高年資的醫生和低年資的醫生由於經驗上的差別，便會導致診療手段上的差異，那這是否意味着低年資的醫生實施了不必要的檢查？
當前醫患關係緊張，不只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其主要根源在於醫藥衛生體制的弊病：“管辦不分”讓公立醫院缺少監管，管理混亂，醫生行爲缺乏約束；“以藥養醫”讓醫務人員依靠“大檢查”、“大處方”謀生，患者經濟負擔沉重；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不合理，讓大醫院人滿爲患。
顯然，這些問題不獲得根本解決，《侵權責任法》以獨臂之力，也難以化解醫患之間的重重矛盾。而如果僅僅期望通過讓患者一方獲得高額賠償來安撫其情緒，減少社會矛盾，固然可能在短期內收到效果，卻增加了醫護人員的不滿和“防衛性醫療”，終將損害患者的長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