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3日訊，據臺灣媒體報道，從37歲起便跟瓊瑤合作拍片的導演劉立立，執導過《鬼丈夫》、《幾度夕陽紅》、《婉君》等膾炙人口的瓊瑤劇，而她晚年飽受小腦萎縮症所苦，最終於昨晚23點42分病逝，享壽80歲，讓人相當不捨。
劉立立一生愛情充滿戲劇性，跟武俠片導演董今狐及其元配王玫，過了45年“一夫二妻”生活，三人情義相挺一生，充滿戲劇性，而3年前深夜董今狐離世，同樣也是80歲，由於走的時間差不多，獨留下的王玫因而感嘆：“我們覺得是董哥來接她走的”。
而瓊瑤的媳婦、製作人何琇瓊，表示本預計今天要去醫院探望劉立立，可惜她早走一步，來不及見最後一面，提及瓊瑤心情，據報道，何琇瓊表示他們一直跟董家保持着聯繫，昨晚瓊瑤已從王玫那得知消息，畢竟從過去合作拍戲到現在，認識這麼多年，瓊瑤的內心自然非常難過，但換個角度想，“也想到她身體不好，終於解脫了”。
（原標題：御用導演劉立立病逝 曾過了45年“一夫二妻”生活）
2018年1月15日訊，在一家養老院的微信羣裏，祥和的氣氛突然被一位家屬轉發的“生前預囑”信息打破了。老人們分成了意見相左的兩個陣營，反對的聲音遠遠大過了贊同者。他們談論的話題與死亡有關。
“生前預囑”，是指人們在健康或意識清楚時簽署的，說明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要或不要哪種醫療護理的指示文件。雖然老人們對生前立下遺囑已經習以爲常，但是在涉及到臨終時的“生前預囑”問題上，老人們卻非常敏感。
去年3月12日，作家瓊瑤在網上發佈了寫給兒子和兒媳的一封公開信，要求無論將來自己得了什麼重病，都不要送進加護病房，更不要插管、電擊等治療手段，而是希望能夠“尊嚴死”。瓊瑤的信在網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也引起了人們對於“以什麼樣的方式告別世界”的思考。
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總幹事羅峪平認爲，瓊瑤的這封信，其實就是某種形式的“生前預囑”。“推廣生前預囑的目的就是要尊嚴地離世，‘尊嚴死’的特點就是既不提前也不延後，讓病人以儘量舒適的方式，自然的離世，這就是尊嚴。”
對於瓊瑤的這封信，91歲的邱陵老人也持有相似的觀點。邱陵老人住在雙井恭和苑，是這家養老院裏的“書法家”。70多歲的時候，他就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老人舉了作家巴金的例子，指出巴金在生命最後的六年中，就是在病牀上度過的。“這樣的維持沒有意義。”反過來說，如果選擇順其自然，則能減輕子女的負擔，節省醫療資源，自己也能減輕痛苦。
老人認爲，如果身體尚可，那就在健康的時候多做些事情，不浪費生命。如果康復無望，“尊嚴死”則是告別世界的最好方式。他曾聽人提起過羅峪平倡導的“生前預囑”，非常認同這一主張。前段時間，他還專門登陸了羅峪平創辦的“選擇與尊嚴”網站，專門研究如何填寫相關的文件。
羅峪平告訴記者，所謂“生前預囑”，就是人們在健康清醒的時候對自己的臨終作一個安排，這種安排可能是希望進行積極的搶救，也可能是不希望被過度搶救。“什麼叫做有尊嚴？有尊嚴就是實現自己的願望。選擇搶救或者不選擇搶救都是對的，只要實現了本人的願望，就是有尊嚴地死亡。”
她特地強調，“尊嚴死”只是放棄過度搶救，與“安樂死”有本質的區別。她主張，生前預囑並不僅僅是面向老人，凡是年滿18週歲，具有完全民事行爲者，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對自己的臨終作出安排。
但是，無論是如何告別這個世界，談到“死”這個話題時，絕大多數老人還是非常忌諱。84歲的陳榮楹老人對此深有感觸。前些天，他所在的微信羣裏有人發了一條關於生前預囑的信息，引起了許多老人的不滿。他解釋道，在老年人的微信羣中，“死”是不能隨便提的。尤其是住在養老院的老人，大家的目標是長命百歲、開開心心，如果談論這樣的話題，最好是私下交流。
雖然這在養老院裏是一個“禁忌”，但陳榮楹老人卻認爲，這個話題並沒有那麼可怕，也不是不能談。早在2014年，他就和老伴簽署了遺體捐獻志願書，老兩口達成一個共識：不在病危時進行過度治療，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別儀式。兩位老人對身後事的安排，就可以被看作是“生前預囑”。
其實，直到前幾天，陳榮楹才第一次聽說“生前預囑”這個詞。2014年9月的一個下午，他和老伴在聊天時談到了百年之後的問題。那次交談比較深入，捐獻遺體的打算也是在當時決定的。老人說，他們都是軍人出身，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所以很快就確定了。
2015年，陳榮楹實現了和老伴的約定。老伴病危時，陳榮楹一直在身邊陪伴。爲了挽留老伴，他盡了最大努力。但他始終堅持一個原則：凡是增加痛苦的搶救措施一律不採取。老伴去世後，他和家人把老伴的遺體送到了協和醫學院，完成了老伴的心願。
談到生前預囑，老人同樣提到了子女和醫務人員可能面臨的壓力。幸運的是，兩個女兒對他們的選擇表示理解，老伴的孃家人也沒有提出異議。老人說，即便子女和親戚有反對意見，他也不會改變想法，因爲這是他自己作出的決定，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像陳榮楹夫婦一樣的老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老人在臨終之際，是被機器“綁架”，渾身插滿了管子，在毫無尊嚴和毫無生命質量的狀態下走向生命盡頭。醫生出身的羅峪平表示，她目睹了太多這樣的案例，希望將來有一種途徑能夠讓更多的人避免這樣的結局。“我們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當我們面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的時候，除了被過度搶救、被留在重症監護室，渾身插滿管子之外，我們還可以有另外的一種選擇。”這也是她後來創辦“選擇與尊嚴”網站，後來又建立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初衷。
在“選擇與尊嚴”網站上，生前預囑可以通過填寫“我的五個願望”來完成。即“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療”，“我希望別人怎樣對待我”，“我想讓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麼”，“我希望誰幫助我”。今年1月，生前預囑推廣協會還上線了“五個願望”的微信版本，使得填寫更加方便。
這種方式雖然讓更多的人得以瞭解生前預囑，但真正踐行的狀況卻不容樂觀。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協和醫院和海淀醫院進行志願活動已經有兩年多時間，但在醫院裏立下生前預囑的人卻寥寥無幾。
在這兩家醫院，志願者會爲走到生命末期的患者提供洗頭、理髮等志願服務，有時他們還會和患者下棋，教患者編織中國結。這些志願者有一個“第一時間緘默”原則，患者不問，志願者絕不會主動提起生前預囑的種種。在樓道的角落，設置了被志願者稱作“小樹”的宣傳書架，患者或家屬問起來，志願者纔會向他們解釋。
崔丹是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的第一批志願者。她介紹，自從2015年6月志願者第一次進入病房做志願服務，對生前預囑感興趣的人並不在少數。但是，絕大多數人提出“回家和家人商量商量”，之後就沒有了下文。據她所知，幾年來，真正在病房裏訂立了生前預囑的只有一兩位。
崔丹認爲，阻礙生前預囑推廣的還是人們的觀念問題。家屬擔心被指責爲“不孝”，醫務人員則擔心背上“見死不救”的罪名。另外一重阻礙，則是生前預囑的效力問題。
“一份合格的生前預囑，是可以隨時修改的。”羅峪平說，生前預囑的執行在國外同樣面臨着很多問題。生前預囑不僅要表達訂立者的願望，而且也要能夠實現他們的願望，這是一個全社會的工程。“比如說要有法律，要有保險，要有醫療制度，要有對於死亡和生命的深刻理解。我們大家圍繞這個疑問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這個疑問纔會越來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