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瞭解，醫藥市場上的廉價藥正在一點一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黃牛的倒賣生意。近日有媒體報道，一盒治療罕見的嬰兒痙攣症的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正常零售價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醫院卻難覓蹤影，而“黑市”上的售價竟超過了4000元，即使是這樣的“天價”，由於藥品本身的稀缺性，也仍然不容易買到。
其實，廉價藥出現“藥荒”已經不是新鮮話題。早在5年前，我國就出現過“救心藥”魚精蛋白缺貨現象。而在今年的4月，成都某風溼性心臟病患者在入住醫院等待手術的過程中。醫生卻告訴她，因爲缺少名爲魚精蛋白的藥，手術沒法進行。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等藥救心”的患者是何等焦灼。
廉價藥每年消失幾十種
近年來，廉價救命藥臨牀短缺並非個例。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中國醫藥企業家協會會長於明德曾表示，廉價藥品正在以每年幾十種的速度消失。
2011年，一項對全國12個城市42家醫院臨牀用藥情況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基層醫療機構，國家和地方增補的基本藥物一般有500多種，而醫院廉價藥缺口已高達342種。其中，212種藥的價格在30元以下，130種藥價格在10元以下，10元以下的短缺藥中，5元以下的藥品佔了69%，3元以下的佔42%。
由於廉價藥的中標價被一降再降，當便宜到沒有利潤乃至虧本時，等待它的命運就是自動停產或者改頭換面。
換“馬甲”變“新藥”價格攀升
在政府招標過程中，一般而言，招標的原則是“低價優先”，在質量差不多的情況下，誰家價格低，就用誰的。如此一來，小企業以犧牲質量來壓低競標藥價，大企業出於對品牌的保護拒絕“以次充好”，劣幣驅逐良幣，結果是不少大企業反而在廉價藥的生產中敗下陣來。
有業內人士認爲，在招標過程中，小的企業惡意競爭，有意降低價格，使得中標價格沒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一些廉價藥中標就非常低，遠遠低於成本價，這就使得企業沒法繼續生產了。武漢市某醫院藥劑科科長沈君華（化名）直言，因爲成本上漲，中標藥企放棄生產或向醫院斷供的例子越來越多。
面對微薄利潤，甚至無利可圖的廉價藥，廠家出於市場本能通常面臨兩個選擇：要麼淘汰，要麼“研製”新藥。同一種藥，換個名稱，換個包裝，換個批號，身價就可以翻上幾倍甚至幾十倍。
對於藥企，藥品生產許可證號是寶貴資源。一種新藥要獲得國家批准通常需要3年。一些藥企出於利益驅動，乾脆給廉價老藥換上新馬甲，如此一來，一些廉價藥脫掉“廉價”的外衣，在“改良”幌子的全新包裝下，一種“換湯不換藥”的所謂新藥重出江湖。而這每一次“蛻變”，都意味着價格的飆升。以消炎藥爲例，從四環素到阿莫西林再到頭孢的蛻變，與之緊隨的就是價格從幾毛錢到四五元錢再到二十多元錢的攀升。
漲價並非廉價藥“新生”之道
今年4月，國家衛計委等八部委聯合發文，明確“取消最高零售限價，讓廉價藥生產企業能夠根據藥品生產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自主定價”。此後，國家發改委發佈《發改委定價範圍內的廉價藥品目錄》，取消530種藥物的最高零售價。這一系列新規的出臺，給廉價藥漲價亮了“綠燈”。那麼，問題來了，提價能讓廉價藥迎來“新生”嗎？
有藥企相關負責人認爲，之所以出現廉價藥短缺的情況，主要原因是因爲“價格太低”，而隨着原材料、人工、物流等成本的上升，一些廉價藥生產成本逼近售價，因此企業不得不停產，解決之道則在於“提價”。然而，對於提價拯救廉價藥的做法，也有藥企負責人持不同的看法，認爲雖然廉價藥漲價是一種保護性措施，但在目前高價藥風行的狀況下，廉價藥依然很難生存。而且，按照目前的定價標準，就算漲價，對於生產企業的利潤而言還是杯水車薪，讓其重回患者手中難度不小。
其實早在2006年至2008年，北大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史錄文曾受國家發改委的委託，就短缺藥品情況做過調查研究：從實際情況看，一些藥品之所以短缺，並不完全因爲價格低。有的是因爲非常規、用量小，有的是因爲毒副作用大，有的是因爲生產要求高。分析認爲，對於短缺藥品，如果不加認真分析，不問青紅皁白，一味提高價格，很可能保護了落後藥品，保護了落後企業，對醫藥產業不利，對羣衆健康不利。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也撰文指出，保證藥品的生產、供應、使用，需要有系統的政策性保障措施，而不僅僅只是管理價格的問題。一方面，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另一方面，也要用市場的手段促使政策發揮出作用。
企業以追求經濟利益爲目的，政府則天然負有保障民衆生命與健康的職責。正因爲如此，在不少傳統廉價好藥因爲市場原因出現缺貨情形下，政府有必要通過有形之手實施調控，保障市場供應，讓廣大患者能夠購買到、使用上傳統廉價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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