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萬盼的“二胎政策”終於出臺，可卻在大城市遇冷。全國提出再生育申請的夫婦也不及預期的一半。講究多子多福的中國人突然不愛生孩子了，這歸因於生育成本的上升、孩子的養老功能被削弱、對孩子高質量的培養。
單獨二孩政策在上海也遇冷了。上海市衛計委統計，目前上海進入婚育年齡的女性，有90%符合雙獨或單獨的政策，但是申請二孩的比例不足5%。
2015年1月25日，上海市衛計委的官員發出了罕見的呼籲：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上海家庭要多多生育，“因爲對於家庭結構的穩定性和社會的發展而言，兩個孩子更適宜”。搞計劃生育的反過來大聲疾呼“多生育”，實在是太違和，太不符合大家的習慣了。
事實上，上海雙獨二孩的申請也遠低於預期。上海有200萬個雙獨家庭。衛計委調查顯示，40%-50%的雙獨家庭有生二孩意願，但過去5年，只收到1.5萬個申請。
再看全國。2013年12月，在單獨二孩政策頒佈之初，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提到：單獨二孩政策施行後，“近幾年出生人口會有所增加，大概每年增加200萬人左右”。但日前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國有近100萬對單獨夫婦提出再生育申請，不及預期的一半。
2014年11月，中青報社會調查中心在全國範圍內針對2052名居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符合單獨二孩申請條件的受訪者中，僅24.9%的人提出了申請。這個數據意味着，即使改行自主生育甚至鼓勵生育，願意生孩子的家庭比例也不高。
在許多媒體的妖魔化描述中，中國人一直是生育狂的形象，但冷冰冰的數據給出了相反的事實。中國人爲什麼突然不愛生孩子了？
生育成本上升
“突然”當然只是印象。如果把生不生、生幾個看成投資行爲，那從成本與收益的變動就不難窺見生育行爲變化的軌跡。
先看婦女的生育成本，主要由兩塊構成。
一是在工業與城市的時代，重智力、輕體力的白領工作大量涌現，男女同臺競爭就業機會，婦女幾乎能頂家庭收入的半邊天。婦女從懷孕到哺乳，至少需要一年半時間；如果小孩滿三週歲才上幼兒園，那就至少需要三年時間。職業女性休產假一般爲三四個月，上班後的工作外時間亦不得主要用於照料幼兒而非充電提高專業水平，爲此婦女不得不放棄相當的收入與職業晉升機會。
二是養育一個小孩的直接費用也不菲。上海的調查顯示，一個家庭養育一個0~3歲孩子的直接費用爲32719.5元，4~6歲孩子的養育費平均爲31943元，7~12歲的爲31226元，35%的父母認爲“養孩子是沉重負擔”。有人估算，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連吃帶用加上讀書、找工作與結婚，要花100多萬元。
男耕女織的農業時代，承擔體力活的男人是家庭收入的主力，生育成本的第一塊（婦女放棄的收入）很低，生育率就很高，一個家庭生四五個孩子很常見，在養育模式上勢必是重數量、輕質量，導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塊（直接費用）也不高。
但在工業與城市的時代，生育成本的第一塊劇增，一個家庭生一個孩子都是重大決策，在養育模式上勢必改爲重質量，導致生育成本的第二塊也上升。如此情勢之下，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家庭只有1/4願意再生一個也就不足爲怪了。
中國城市化率2012年爲52.57%，並且這是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率增長。2012年上海的城市化率爲89%。城市化內蘊的生育成本上升對生育率的壓制所用非常大。這非中國獨有，乃是所有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都發生過與發生着的現象。生育成本上升之後，也很難再降下來，西方國家補貼生育的措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扭轉不了趨勢。
當孩子不再是資本品
在家庭養老之下，年富力強時父母生養孩子付出艱辛，而不是及時行樂，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時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贍養費用。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關心自己父母的生活與福利，這是寫入基因的人性。養育孩子體現出資本品的特點：投資是未來消費，以放棄現在消費爲代價。
不過，在現收現支的社保制度之下，僱員和僱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該僱員基本工資的一個百分比來強制繳納社保稅，一直繳到該僱員退休爲止。以僱員與僱主名義繳納的部分，其實均是公司用工成本的一部分。現收現支的本質，是強制工作者、年輕人與下一代集體養老年人、退休者與上一代。
在這種模式下，家庭的考慮就變了：既然政府保證我們將來退休後的生活待遇，等我們退休時，別人家的孩子在工作並繳納社保稅，養老金能確保退休後的生活無虞，那現在就沒有必要含辛茹苦，省吃儉用多生養個孩子。節省下來的錢和時間可以買更好的車子、更大的房子，可以到處旅遊，可以過上更有品質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爲了將來的考慮，誰願意現在過苦日子？由是，從意願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剝離了養老投資品的功能。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資意願被削弱甚至剝離之外，現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爲養老投資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養老之下，每一個家庭的工作者能在與父母協商在代際恰當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確定多少給父母養老，多少自己消費和投資，多少用於養育孩子。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愛，父母不會侵奪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資源。這就能確保一個家庭對孩子的投資份額，也能確保在代際之間，資源能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
但在現收現支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強制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於所有退休者的養老，沒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動機向政府施壓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從而進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別人家的孩子）的負擔。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對孩子的投資能力，還導致資源在代際之間的流向出現了逆轉，整體上不是向下一代轉移，而是向上一代轉移。
由此，生養孩子作爲養老投資品的意願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爲了享受天倫之樂或對熱切希望抱孫的老人有個交代，生養個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現，將來有別人家的孩子爲自己的養老金添磚加瓦，何苦費心一把屎一把尿地養孩子？浪漫、逍遙和自在的兩人世界多好啊！
1970年代以來，西歐與日本的生育率穩定地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單單靠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釋，孩子的資本品屬性被削弱導致生育收益的下降，亦是不可忽視的原因。從安排上，中國的社保是大統籌、小賬戶，大統籌就是以現收現支爲主，再加上個人賬戶不斷累積的空賬，整體上與現收現支無多大差別了，在“養老靠政府”的觀念之下，只有不高比例的人願意生二胎，也就不奇怪了。
重質量的傳統
上述兩個因素還不足以充分解釋中國人的生育意願爲何如此之低。新加坡幾乎是一個華人社會，其城市化率是100%，不過沒有實行現收現支的社保制度、而是實行純個人賬戶性質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也就是說上述兩個因素只佔了一個，但新加坡的生育率也很低，只有1.2（2010、2011年）。
再看其他華人社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2012年的總和生育率，澳門分別爲1.0、1.0與1.1，香港分別爲1.1、1.2與1.3。臺灣與在美國的華裔生育率都很低。其他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也是如此，如韓國的生育率只有1.2，日本的生育率只有1.4。
照道理說，儒家文化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鼓勵生育的，不過一千多年來“學而優則仕”令華人與儒家文化圈的尤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在傳統社會，考取功名有各種好處，可以免稅，可以入仕，可以在當地提升社會地位，由此導致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心理取向。經過N代人的傳承與加強，這已經成爲了Meme。
1976年，英國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新造了Meme 一詞，含義爲：“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及行爲模式等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作用相類似的東西。”是說，如果生物進化的基本單位是Gene（基因），那文化進化的基本單位就是Meme（謎米或文化基因）。Gene通過遺傳傳承，Meme通過模仿。
哪怕後來科舉制度消失了，這個Meme就像病毒一樣仍有獨立的生命力。由此導致進入現代社會，華人及儒家文化圈的社會比其他社會更重視子女的教育，對子女教育的投入會更高。這是一種重子女質量的模式，對質量的投入與對數量的投入之間有替代關係，勢必會壓抑生育子女的數量。
現在中國城市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普遍從娃娃抓起，自己寧願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多一門才藝，多親炙一位名師的教誨。許多課外培訓機構因此大發其財。大家都這麼重視質量，誰也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結果給孩子的教育培訓是層層加碼。這會反映在生育成本第二塊的構成上，華人社會的教育支出要明顯高過其他社會。
低生育率陷阱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總和生育率爲1.1811，上海只有0.73665。其中城市人口全國總和生育率爲0.88210，上海只有0.7133。城市人口中，一對夫婦只生育0.88個孩子，下一代人口規模以44%的速率指數級衰減。
不過即便生育自主甚至鼓勵生育，由於上述三個原因導致的中國人生育意願超低，中國的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彈了。考慮到符合單獨二胎政策的家庭只有約25%會真正申請，而生育會分攤到幾年之內進行；參考上海一年的申請率不到5%，不妨假設單獨二孩政策每年可將總和生育率提高5%，那全國生育率也不過1.24；就算可提高10%，那全國生育率也不過1.3，仍處於超低生育率的範疇。
一個孩子的家庭大概佔62%。雙獨二孩、單獨二孩放開之後，意味着大部分生育潛能已經放開了。即使放開自主生育，低生育率陷阱也很難走出來了。
全面放開二胎 鼓勵生育二胎
因此，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會議決定：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是繼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啓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之後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穆光宗曾認爲，光放開二胎還不夠，應鼓勵生育二胎，家庭養育成本應部分外部化、社會化，政府應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誠然，即便政府不承擔更多的生育成本，也應該考慮如何解決孩子的入園難、入學難等問題。此外，對生育婦女應該提供較爲健全的保障，從休假到補貼等方面有更大舉措，免得她們壓力大。這也許是學者的一家之言，但這些建議，頗具建設性，說到民衆的心坎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