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男性自殺率遠高於女性，但20年前的中國恰好相反——1980和1990年代，中國婦女自殺率世界第一，顯著超過中國男性自殺率。自殺者大多是農村婦女。加拿大醫生費立鵬調查發現(他爲此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外國專家最高獎勵)：罪魁乃是在農村隨手可得的劇毒農藥——衝動之下喝農藥的人很難搶救。
儘管中國改進農藥管理後，自殺率已直線下降，但不難理解有點年歲的中國人，一提“農藥”兩字，就想到“敵敵畏”，燻人的氣味和屍體。近日舉行的一次材料科技座談會上，中化化工科學技術研究總院的高級工程師黃文耀卻要爲農藥正名。
“農藥的負面報道比較多，其實這十多年來，在科技部的支持下，農藥已經跟以前傳統的印象不同了。”黃文耀說，中國農藥早已更新換代，許多農藥對人的毒性比食鹽或酒精對人的毒性還要低。如一位農藥研製人員所說——“喝農藥，撐得死，毒不死”。
黃文耀認爲，現在的農藥評價體系很完善，比醫藥評定還嚴格。醫藥上市，只要臨牀實驗證明沒問題就行。農藥還不行，因爲它在大田裏使用，在空氣中暴露，我們要評價它對人、大氣、水、土壤以及有益生物的影響。農藥的研發和上市有許多部門管——農業部、衛生部、環保部、工信部、發改委等，一堆門檻。
儘管新農藥價格比傳統農藥價格高，但農民仍然歡迎。黃文耀說：“以前農民是要價格便宜、見效快，現在對農民來說，價格不是唯一決定因素，也要考慮用藥安全、農藥殘留等問題。越是種植大戶，越重視規範用藥。我們在科技部支持下開發這些新藥，目標就是安全、生態、環境友好。”黃文耀提到，在山東壽光這樣的大規模種植基地，用藥規範情況應好於鬆散的單個農戶。
黃文耀說，如今還有個別農民購買“甲胺膦”等目前已經禁用的傳統農藥，但那是地下工廠生產的，是違禁的。個別農民購買主要是因爲它簡單有效，也便宜。但這種非法使用量已經很小。還有一種違禁用藥方式——有的農藥噴灑後，農產品一定時間內(安全間隔期)是不得上市的，但農戶着急賣出，就造成了農藥殘留。但這並不是農藥本身有問題，是使用不當。
黃文耀說，之所以輿論對農藥如此敏感，是因爲中國人將農藥跟自殺聯繫在一起。“當時個別的農藥的毒性比較高，農村吵架，有想不開的，就喝那個農藥，急救措施也沒有現在強。因此輿論影響到現在，一說農藥就是萬惡之源。”
黃文耀說，收多、收少在肥料和種子，有收、沒收在農藥。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數字，沒有農藥的話，世界農業減產20%到30%，甚至絕產。
黃文耀介紹說，1995年以前，中國農藥基本是仿製國外。而加入WTO後，中國開始自己研發新藥。科技部在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支持，讓毫無創制基礎的中國農藥研發有了隊伍。比如在2011年到2015年，科技部按計劃撥出的兩億元，就給了中國年輕的研發隊伍極大助力。
在科技部支持下，中國科學家研製的衛生殺蟲劑“氯氟醚菊酯”佔據了國內大部分的市場，並且出口到日本和東南亞。它的毒性低，效果好，2013年銷售額是1.5億元。中國研發的高純度甲基嘧啶磷也已成爲世界上防治糧食倉儲害蟲的首選。
另外一種中國新研農藥“噻唑鋅”，是一種低毒的殺菌劑，用在水稻、柑橘、番茄和花生上，已推廣了2000多萬畝。另外還有GY-Tmax植物源噴霧助劑等重要的新品種。而中國的一系列工藝創新也讓農藥生產更加清潔。
“不像石化產品，農藥是小噸位、多品種。國內一年行業產值也就幾百億元。全球大概300多億美元。”黃文耀說，儘管農藥行業產值小，但研發投入高。“跟自然界的病蟲做鬥爭，蟲體內會產生抗體，一種藥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用了幾年就失效了。你老得開發新品種，去應對不同的病蟲草害，因爲生態是一個平衡體系，你把這個按下去了，那個又起來了。”
“國外一個品種要3億美元10年左右時間才能開發出來，然後進入市場。我們現在是舉國體制，在科技部支持下，大家努力在做。客觀講，我們跟國外跨國公司還是有差距。因爲你的基礎擺在那兒——人家跨國公司一年一般70億美元的銷售額，至少有七八億美元返回來做研發，我們中國最大農藥企業才30億人民幣的銷售額，研發投入最多也就是1%左右。”
“5萬個化合物當中，最後纔有一個成功的品種，失敗的很多。對人要安全，對環境要安全，卡得很死。”黃文耀舉了個例子，“有一種農藥，研發歷時8年，已進入產業化階段，結果在慢性毒性檢驗環節發現問題——連續兩年每天給老鼠喂一種農藥，兩年後解剖發現有病變。那對不起，這個藥前8年的投入就失敗了，但這就是科學，沒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