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人文大講堂進行至今，最特殊的一場演講之一，因爲我們請來的主講者，是一位來自浙江傳媒學院新聞傳播系、年僅24歲的在校學生；
●他不是衛生界人士，不是醫療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更不是政府部門的政策制定或分析者，中國該如何應對艾滋病，他同樣難以一一說清道明；他能講的，只是4年來，作爲年輕的中國普通人，在艾滋病村親眼目睹的真實和自己一些自然的反應……
●他說他不是勇士，他只是一個普通學生，力量很小，但他願意做追隨勇士搖旗吶喊的人——即使聲音再小，也希望有人聽到。
哭了多少次？
4年來走過了山西、河南等5個省市的艾滋病高發區，7次進入艾滋病村，12次赴河南艾滋病高發區實地調查；累計40多天與艾滋病患者零距離接觸，這就是我最近4年多來的生活狀態。
很累很累。終日奔波於艾滋病疫區實地調查、採訪；我經常情緒低落，悲傷不已，因爲我所眼見的一幕幕“艾滋病村”的淒涼讓我記不清哭了多少次。無論我用何種語言，用多少眼淚向你們述說，其實都遠遠無法表達我親眼看到的事實所帶來的震撼。
但我知道，我在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幾年來的任何一個假日，我都在做。採訪艾滋病專家、社會學者，還有艾滋病人。
有人問我爲什麼執着，我說，因爲“艾”情緊急！
我所做的並不能爲身處艾滋病中的人們帶來直接的效果。效果也許是間接的，但只要有效果，我的工作就沒有白做。
有人稱我爲勇士，我只能沉重地搖搖頭，我不是。是被激起的責任感，讓我堅持下來。這種責任感，每個人心中都該有。
我爲什麼關注艾滋病？
如果今天我關注的是乙肝、血吸蟲病，或其他任何一種疾病，也許並不會引起人們這麼大的關注。
爲什麼我會關注艾滋病？這是一個很偶然的原因。
事情要從我父親去世說起。我讀初中時，父親因胃癌去世，我們家就陷入了困境。我從那時起經常交不起學費。爲此即使中考成績很好，我也不得不放棄讀高中而選擇中專。記得讀中專的學費還是一位親戚替我交的。
中專畢業後，我在一家媒體工作，偶然間得知，那筆學費居然是我的這位親戚賣血湊來的。我大爲震驚。因爲當時我已經聽說山西南部發現多例艾滋病，與賣血有關。第二天我立即返回山西老家，想證實這位親戚是否感染了艾滋病。親戚說他還沒有去檢測過，一則檢測要花錢，二則他也害怕萬一被檢測出艾滋病後，又該怎麼辦。萬幸的是，這位親戚最終證明沒有被感染上。
#p#副標題#e# 然而，就在那一次，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了艾滋病人。我去兒時的鄰居張老伯家，他的身體在2002年突然不行了，老伴也先他兩年走了。根據症狀，那正是艾滋病。我又走訪了幾戶人家，都有艾滋病病人，他們的皮膚是鉛紫色的，發亮，嘔吐出黃綠色的液體。有的身體正在潰爛，幾乎不成人形。我非常害怕，這曾是我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給我的震撼太大了。書上不是一直說：艾滋病主要在西方發達國家及非洲；中國即使有，也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數應該很少。可山西是內陸省份，我的老家更是個偏僻的鄉村，怎麼可能會出現艾滋病？可我親眼所見的，3戶人家就有6個艾滋病人——這，與我的所知相差太遠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搞清楚。
這就是我關注艾滋病人最原始的動力。除此以外，父親早逝和媒體從業者的身份也是促使我調查的原因。父親的去世使我對失去親人的痛楚和磨難有切身體會，而每個艾滋病人的家人遲早會面臨親人的死亡，並且他們要殘酷地看着自己的親人一步步走向死亡。而如果沒有在媒體從業的經歷，我也許只會關注自己親戚的生死，不會擴展至關注艾滋病問題的整體狀況。
我看到了什麼？
在一個沿路都是墳包的地方，村民見到艾滋病人不會跑。從最初恐懼到連艾滋病人坐過的凳子都要用開水反覆燙，最後仍然扔掉，到今天卻對艾滋病人“習以爲常”。因爲，當不少家庭都有一個艾滋病人時，誰還怕誰呢？
第一次我在村裏轉了一天也沒有找到合適的採訪對象。被問到的人要麼顧慮重重，要麼乾脆否認。最後我付給一個人400元錢，他終於告訴我一位知情並願意訴說的老者的電話。在另一個地方拍攝一個患艾滋病的孩子，他已經發病，全身都是紅色的疹子。允許我爲他拍照的條件是給他200元錢。我無意中摁到了閃光燈，照片沒拍，燈先閃了。可他覺得這就算一次，我必須再支付200元拍一張。一些艾滋病人曾經有這樣的陋習：逢外人就要錢，因爲他們需要錢吃飯、治病，他們覺得他們沒有賣淫、沒有吸毒，卻染上了這種病而遭到許多人的歧視，他們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他們。
今天的在校大學生，飯吃不完倒掉是常有的事，我自己也倒過。可在有些地方，我們肯定倒不下手。在村裏一個艾滋病患者的家，丈夫已經發病死了，妻子也發病了，只有一個年幼的兒子。吃什麼？他們甚至連端口鍋的力氣都沒有。“飯”都是孩子做的，在鍋裏只放清水和麪，然後不停地煮，煮到成爲固體，然後用勺子“砍”，挖出來吃，就這樣吃一個星期。
去艾滋病人家裏，如果你給他藥，不管什麼藥，他抓來就吃。每天一大早，村裏的艾滋病患者就會早早地到村衛生所，排隊等着拿免費藥物或掛針。村民說：“掛掛心裏舒服點兒，不然心裏難受。”這裏幾個醫務人員，每天要面對幾百名艾滋病患者。醫生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寫處方，根本沒時間對每一個病人診斷，只能挑症狀重一點的看一看。有的時候，村民還會爲看不上病、拿不到藥打架。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就醫秩序已大爲改觀。
按照村民們自己的統計，這個人口不到800人的自然村，多數青壯年染病，只有少數人倖免於艾滋病的魔爪。
#p#副標題#e# 誰讓他們感染了艾滋病？
在一個內陸省份，相對封閉的山村，艾滋病何以會如此大規模地傳播？
我所查閱的一些資料都說，傳播途徑以靜脈吸毒傳播爲主，吸毒者佔總數的七成，經性傳播的不到一成。可我覺得情況不是這樣，至少我看到的不是這樣。絕大部分人是通過賣血感染的。
河南、山西等地並沒有浙江這麼富裕，一個縣的收入有可能還抵不過浙江一個村，甚至一家企業。上世紀90年代初，一些農民找到了一條致富之路：賣血。賣一次400CC血，得40元至50元錢。這成爲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按採血手冊規定，最起碼至少要隔半個月才能採一次血，可其實有的農民一天賣兩次，有的恨不得一天賣5次。“我一年最低賣血300次，平均是一天一次，實際上一天抽兩三針也是常有的。”村民阿勳說。他們村的賣血者總是凌晨兩三點鐘起來去排隊賣血，“去得早的可以掛兩個號，早上一個，下午一個。”有的人爲了一天能賣兩次，還得給組織賣血的“血頭”送禮。
單純賣血就會感染艾滋病？不是這樣。如果正規採血，不會有任何危險。但問題在於北方一些地方在當年發展了所謂的“血漿經濟”。於是，除了衛生站、醫院、防疫站，與醫療衛生一點不相關的各種其他部門也開始介入，紛紛建立血站。未經批准的血站更是不計其數。有些人本來自己就是賣血者，賺到錢後，買輛拖拉機，放上用於採血的機器，走村入戶“搜血”。
爲了贏取暴利，他們千方百計降低成本，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醫療器械重複使用。而當時時興的是“單採血漿”的賣血方式，比如抽800CC血，只要血漿，把分離後的400CC紅細胞再回輸到賣血者體內。村民們以爲，這樣既能收到錢，又不損傷身體。可以想像，在這“回輸”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嚴格的消毒和安全保障，如果有一人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或患者，結果有多可怕？
值得慶幸的是，當地政府發現後立即堅決取締血站。然而此前的很多賣血者已無法逃過一劫。
艾滋病“後遺症”怎麼辦？
在我看來，艾滋病帶來的並不僅僅是死亡。
艾滋遺孤怎麼辦？農村地區孩子往往很多，有的家庭父母、爺爺奶奶都死了，剩下的好幾個孩子，誰來養？近幾年興起了陽光家園，專門收養艾滋遺孤，可我去看過，這種集中撫養的方式並不是適合所有的孩子。他們曾親眼目睹父母死亡，往往比較孤僻，他們更需要家庭式的撫養。
極少數患者產生了報復社會的心理，類似以扎“艾滋”針的方式來發泄自己的絕望情緒。
如果我告訴你，你身邊有一位艾滋病患者，你會有何反應？我試驗過。儘管大學生們對艾滋病的常識略知一二，可一旦聽說，還是選擇立即跳開。人們的骨子裏依然沒有改變“恐艾心理”。
其次，有些醫務工作者也盲目害怕艾滋病。曾經有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到醫院要求做子宮肌瘤手術，卻沒有一家醫院敢收她。
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醫生說過：艾滋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無知，包括艾滋病人，包括我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