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桂希恩，68歲，武漢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兩次赴美國進修學習。八十年代末被國家衛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醫務工作者”稱號。
1999年，桂希恩發現了中國艾滋病第一高發區———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2004年2月，他因在中國艾滋病防治工作上的傑出貢獻，成爲第4個“貝利－馬丁獎”的獲得者。2004年6月，他從中南醫院感染科主任的位置上離職，主要負責湖北省艾滋病臨牀指導培訓中心的工作。
在中央電視臺主辦的“2004十大感動中國人物”頒獎活動中，桂希恩被評爲“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頒獎詞對他是這樣評價的：一個教授做的五年，可以影響中國五百年。
做一個對人民有益的人
1960年，桂希恩即將大學畢業，同學們都想方設法留在大城市，桂希恩的父親桂質庭、母親許海蘭都是武漢大學的知名教授，他完全有條件留在武漢，但年輕的他心中有一個抱負———將自己的所學獻給缺醫少藥的邊區人民。他向父母表達自己的這一願望時，父親桂質庭對他說，你以後的路由你自己選擇，你只要把握一點，做一個對人民有益的人。
在青海，桂希恩主要從事的是傳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在當時艱苦的條件下，青海的溝溝坎坎都留下了他的足跡。1976年，爲了照顧年邁的父母，桂希恩調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原湖北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工作，當了一名傳染科醫生。
幫助農民是一生的安慰
桂希恩從不張揚他的過去。他經常下農村，並常對學生說：“不到農村一線是學不到真正的知識的。”“是農民給了我們糧食，也教會了我們怎樣做人，我能用知識去幫助他們這是我一生的安慰。”桂教授跑遍了湖北的二十多個縣，很多時間是在“三九”、“三伏”天的寒暑假，因爲那段時間他可以帶着學生一同前往。#p#副標題#e#
爲實驗親身注射干擾素
1985年，爲了開展國內的出血熱治療，他從美國帶回了基因工程干擾素。
由於這種干擾素爲1000萬單位，需要進行臨牀實驗，桂教授將這種干擾素注射進自己的體內，結果高燒不止。他是我國第一個接受基因工程干擾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國第一個使用基因工程干擾素的醫生。
從1985年到1987年，他連續三年都到鍾祥進行出血熱防治工作，每次一去就是三個月。1986年底，在鍾祥進行病毒唑治療出血熱的臨牀實驗，要過年了，同去的人都走了，他一個人堅持了下來，既當化驗員又當醫生，240例臨牀實驗他一人就完成了80多例。
四年工作拉響艾滋警報
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來自河南上蔡的學生告訴他一件事，說村裏很多人得了一種怪病，發燒、拉肚子，怎麼也治不好，還有一些人已死於這種“怪病”，向老師請教這到底是什麼病。幾天後，桂希恩就來到上蔡縣文樓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樣回來，結果10人艾滋病檢測呈陽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樣回來，一半艾滋病是陽性，而且他們都賣過血。
從當年開始，桂希恩數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發區，傾其所有爲當地人提供檢測和治療的幫助，並開展家屬內傳播和母嬰傳播的研究。
在長達4年的“地下”工作後，艾滋病高發區的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艾滋病高發區就這樣被發現。
桂希恩發現艾滋病高發區，不僅揭示了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之衆，而且還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國一個重要的傳播途徑———血液傳播。這對中國防治艾滋病工作產生了巨大影響。
家裏的投入遠遠超過捐贈
投身艾滋病防治工作之後，桂希恩開始接受社會捐贈，每一筆捐贈和去處他都造冊登記，並向醫院報帳，累計超過了10萬元。有一次他不小心說漏了嘴：“我們家庭投入這個事的錢要比捐贈的錢多得多。”
“人活着不僅僅是爲了錢，錢也不是人生的全部。”採訪中，桂希恩反覆講着這樣一句話。他說：“我現在的錢（工資）已經夠多了，生活上夠用就行。”以前，他爲了節省1.2元的車費，在去湖北省疾控中心彙報時，總是騎自行車前往；後來坐公交車；現在有時也打的……“時間很緊啊”。
外界稱，“桂希恩從來不到醫院報銷路費”。桂希恩說，這種說法有些誇張，準確的表述是，“我自己下基層的費用都是個人掏。”
他曾數十次去河南，爲500多名艾滋病高危人羣做過檢測。不僅往返路費和住宿的費用是他自己出，就連其中許多病人的檢測費用都是他自己支付！至今已有100個艾滋兒童和艾滋病人接受過他的資助。
桂希恩對病人非常慷慨，可他對自己卻非常苛刻。走進桂希恩的家，沒有人會相信這個有着海外關係的、大學教授的家，書櫃是六十年代的，桌子是七十年代的，椅子是八十年代的，就連最值錢的“家當”也不過是一臺25英寸的彩電！牆壁不但沒有任何裝修，刷的還是衛生漆，油漆的顏色還新舊不同。#p#副標題#e#
文樓村的艾滋病病人程金在武漢治療時，看到桂教授竟無一件像樣的衣服，心裏十分難過。在離開武漢前，他特地將媒體捐贈給他的一件嶄新的襯衣悄悄壓在桂教授的枕頭底下，並在紙條上寫下留言：“作爲一個專家，您的穿着也不比我好，這件衣服您留着比我更有用。我知道當面給您，您不會接受，所以在臨走前將衣服放在您的枕頭底下，只有這樣才能再次表達對您的感謝……”
去年2月28日，歐洲著名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親赴武漢，把專門用來表彰對中國艾滋病教育和預防治療工作作出傑出貢獻的“貝利－馬丁獎”頒發給他。桂希恩當場就宣佈把“貝利－馬丁獎”的獎金5000美元拿出來投入到艾滋病防治工作。
病人是他心中永遠的牽掛
2001年5月，他將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帶到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做全面的檢查，醫院將他們安排住進一棟將要拆掉的兩層宿舍樓。此舉立即引起鄰居們的抗議，面對重重壓力，桂希恩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與這些病人同吃同住，以此向公衆表示與艾滋病患者正常的生活接觸不會被傳染。今年2月19日中午，湖北浠水的艾滋病患者萬曉（化名）來到中南醫院找桂希恩看病，桂希恩帶着她做了各種檢查，中午安排她吃了中飯。萬曉給桂希恩帶來了兩瓶洋酒，趁桂希恩出去給她配藥的時候偷偷放到桂希恩的辦公桌下。
因爲艾滋病，萬曉感到“自己兩口子已經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她記得：“桂教授每次來住處看我們總給我們資助，給我們做檢查時，都不戴手套。我有時還提醒他防護一下。他總是搖搖手對我笑笑說，沒事，這樣不傳染。”
桂希恩回到辦公室時細心發現了她的這一“小動作”。他“威脅”萬曉：“這樣我就不再給你瞧病了。”萬曉流着淚說：“每次都給您添麻煩，我們都不好意思。”桂希恩說：“省下錢把病治好，撫養好孩子，比送什麼東西給我都好。”
臨走之前，桂希恩叮囑她要按時服藥，並讓她去藥店配另外的兩種藥，“這兩種藥在藥店比醫院便宜。”
他的心總是牽掛着許許多多艾滋病人。去年10月2日，一位被確診爲艾滋病的病人要回應城，中南醫院安排了艾滋病培訓中心的一名護士護送病人。
出發前，桂希恩突然出現在大家面前，一定要親自將病人送回，他說：“這個病人的愛人拋棄了他，父母也不接受他，不把他安頓好，我不放心。”
桂希恩隨救護車出發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協商，讓病人得到妥善安置後方才返回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