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鬆麪包上的肉鬆是棉花做的”、“‘劉明煒’同學的高考准考證丟了”、“蝦頭裏面有兩條白線，其實是白色寄生蟲”……日前，微信盤點了“2017上半年朋友圈十大謠言”，以上內容均被證僞。與此同時，北京相關部門也聯合闢謠平臺共同發佈了6月科學流言榜，“霍金警告人類不要登月，‘月球背面有外星人’”、“注膠楊梅”等紛紛上榜。
網絡謠言何以發生、爲何“年年闢謠年年有”，預防和治理網絡謠言應該從哪些層面入手？本報記者就此對話了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祕書長、人民網新媒體智庫高級研究員劉鵬飛。
背景
謠言不窮 每年都有年度十大謠言
除了朋友圈謠言和科學類謠言，近日，農業部聯合中國農業科學院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十大謠言進行了曝光。一度在網絡流傳的“西瓜打針”、“速生雞”、“避孕藥養殖黃鱔”、“大閘蟹注水”等同樣被闢謠。
截至昨天，記者在網上輸入“網絡謠言”四個字，立即得到3880000個相關結果。其中，一些案例近期被有關部門闢謠通報或公開處罰。而記者輸入“十大網絡謠言”後發現，最近三年，都有媒體或機構盤點當年的十大謠言。
在新華社發佈的2014年度十大謠言中，前三位分別是“白皮雞蛋更有營養”、“木耳、豬血能‘清肺’”、“自來水中的氯可致癌”；微信發佈的2015年度十大謠言中，“微信朋友圈降權”、“打隱翅蟲會致命”、“倒着輸入銀行卡密碼能自動報警”是前三位；而從中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發佈的2016年度十大謠言看，“難忍男友家貧困，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公交車、銀行營業點、順豐快遞門店等成失聯兒童守護點”、“涉雨情汛情網絡謠言”排名前三。
據此前報道，今年4月，北京地區網站聯合闢謠平臺發佈了《謠言易感人羣分析報告》及網絡闢謠TOP10。報告顯示，女性、老人和未成年人、農村地區人羣、低學歷者，成爲四類謠言易感人羣。
對話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祕書長劉鵬飛
謠言滋生頻率=事件重要性×信息供給的模糊性
北京晚報：網絡謠言爲什麼會產生？
劉鵬飛：謠言產生的原因非常多。大多數時候，是因爲信息傳播者和受衆自身沒有辨別能力，缺乏科學素養和媒體素養，缺少求證的能力或習慣。同時，某種危急情況發生後，面對不確定性，大家表達了一種未被證實的推測，經過多輪傳播，推測就成了貌似真實的說法；尤其是互聯網時代，人們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有了更多渠道，可一旦當權威信息不足，大家就容易出現判斷失準，產生謠言。當然，也有一些謠言是出於利益驅使而有意造謠，比如故弄玄虛，達到營銷目的、取得轟動效果等。
北京晚報：這些網絡謠言爲何有市場？
劉鵬飛：關於謠言的產生，有一個公式——“謠言滋生頻率=事件重要性×信息供給的模糊性”。謠言有市場，關鍵的兩點原因在於，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圍繞信息的不確定性和社會變動都要比以往更快。現代社會城鄉發展劇烈變動，相應地會產生更多信息，其中就伴生着大量不確定的信息。
當然，謠言層出不窮，其中一些也是社會心態和社會價值觀的正常反映。比如涉及道德類的謠言，本身是對“假惡醜”現象的一種批評情緒。這種謠言的出現，說明網民更傾向於表達一種情緒和態度。
食品藥品等謠言最常見 “輕謠言”增加
北京晚報：從您的觀察和研究來看，哪些領域是謠言滋生的“高發區”？
劉鵬飛：很多領域都有謠言產生。最常見的，分佈在人身健康與財產安全、信息安全、食品藥品安全、公共衛生疫情、生態環保等領域，因爲這些直接牽涉公衆的切身利益和安全。其次，是在政策的發佈和解讀領域，一些人在解讀政策時，出於理解偏差或其他原因而產生了政策誤讀類謠言。第三，新聞報道領域的失實報道或“反轉新聞”。比如，2016年春節期間發生的“上海女逃離江西年夜飯”事件。公益慈善領域的謠言同樣不可小視。比如，“楊雷雷的准考證丟了”、“羅某笑事件”等。
北京晚報：如今的朋友圈謠言和過去一般意義上的網絡謠言有何區別？
劉鵬飛：這是一個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時代。朋友圈謠言也有更多新特點，最大的兩點差異在謠言類型和傳播特點上。具體表現在，一是各種“輕謠言”增加，也就是生活娛樂消費類謠言增加，“軟性謠言”大量充斥着朋友圈。二是更多通過人際傳播、小圈子傳播擴散。一些謠言，我們在家人、同學、朋友、同事等熟人微信羣中常常見到。三是，朋友圈謠言似乎比一般網絡謠言更難及時發現。因爲社交羣落傳播具有圈層化，內部同質化，羣體內存在共同語境和相互信任，對外具有排斥性。
大量謠言未到刑罰程度 個人需多方求證
北京晚報：“年年闢謠年年有”似乎成了一個怪圈，背後有什麼深層原因？
劉鵬飛：首先要明確，謠言不可能從根本上完全消除。雖然我們現在努力推進信息公開，建立了新聞發佈制度，有較好的制度體系，但在一些社會重大信息的發佈傳播過程中，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比如，在一些基層單位或者某些部門，對現有的制度要求並沒有執行到位，人力、物力等各方面資源也稍顯不足。另外，一些部門一些人對於新的傳播環境、傳播規律和特點，以及社會問題、社會心理，很多時候沒有建立風險預案，沒有及時預判。
北京晚報：對於衆多的造謠傳謠者，法律處罰上有什麼不同？
劉鵬飛：處罰網絡謠言，並不缺法律法規。比如最高法、最高檢的相關司法解釋、刑法修正案(九)、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一旦產生重大謠言，造謠傳謠者將要承擔道德、行政和刑事等不同層級的處罰。但更多地來說，大量謠言其實並沒有上升到刑罰的程度，大多數謠言無法進行法律層面的處罰，造謠者和傳播者所承擔的責任很難簡單去判定和處理。這種情況下，更多采用公開道歉、向當事人道歉、及時闢謠、經濟賠償、輿論引導、道義規範和宣傳教育等辦法。當然，對於大量謠言傳播的現象，執法成本和闢謠成本是巨大的，有關部門應深入研究規範謠言治理的分級管理政策辦法。
北京晚報：在日常生活中，市民個體如何提高自己的鑑謠能力，有什麼技巧嗎？
劉鵬飛：生活中，個人的力量很單薄，對謠言的鑑別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大家在看到某個信息時，不妨先多方求證，互相驗證。比如，新聞要素不全的、似曾相識的、舊聞新炒的、誇大事實或者明顯違反常識的信息，就要多加留意。特別是，很多謠言其實都是由非權威媒體(比如網絡論壇、社交平臺、自媒體)發佈，可能缺乏調查覈實，背後甚至有利益動機，對於一些明顯讓人感覺是非公益性的信息，可能牽涉財產或人身安全的信息，就更要提高警惕，求助於專業人士或機構。
作者： 主筆 李松林 插圖 宋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