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6日訊，又是一年315，每年的這個時候央視都會集中曝光一批質量有問題的產品以及生產廠家，除了替消費者們出口氣之外，同時也是對其它企業的一種警示。全民參與打假，本是治理假冒僞劣商品的一個有效渠道。然而，近年來出現了“職業打假人”這一羣體，他們利用商品過期或商品漏洞問題，故意大量買入然後通過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賠償，有的甚至成爲“職業索賠人”。
資料圖?新華社發 朱慧卿 作 隨着網絡購物的興起，“職業打假人”這個備受爭議的羣體開始轉戰網絡，並呈現出專業化、集團化的新趨勢，甚至在QQ羣中有專門的業務探討和新人教學羣。 記者在QQ羣的查找框中輸入“職業打假”字樣，出現大量名爲“職業打假交流羣”“職業打假維權”的QQ羣，其中一個名爲“職業打假 新手上路”的QQ羣吸引了記者的注意。該羣的羣介紹中赫然寫到，“羣主不定時傳授打假經驗，剛入行的新手們，從菜鳥到高手，從高手到精英，你需要經歷這些過程!向長輩學習經驗，向新手學習思路!主打線上線下，羣裏打假精英衆多，打假教程共享，爲大家解決疑問”。 以想學習打假的新人爲身份，記者申請加入了該羣，幾分鐘後申請就被通過，記者順利進入羣聊。 在 “職業打假 新手上路”QQ羣的羣文件中，記者發現了大量職業打假“教程”，其中有專門介紹行業內部“黑話”的文件。此外，還有很多介紹打假操作流程的文件。同時，還有不少法律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等。 記者以拜師爲名，與QQ名爲“資深打假人”的網友加爲好友。記者詢問是不是打假必須要多人一起共同下單共同舉報，對方告訴記者，具體要看所針對的鏈接的具體情況，不同的鏈接有不同的打法，有些比較大額的商品更適合一個人打。不過，要權衡好下單金額，讓賣家需要付的賠償數額少於找律師打官司的成本，防止賣家真的死磕到底跟你走法律程序。 記者注意到，在這個QQ羣裏，“隨時試探，想掙大錢”是“打假人”的常態。觀察他們的行動後，記者發現，他們打假的規律是：一個人發現了可做的產品後，就丟到羣裏，大家一起大批量購買。 最近幾年，“職業打假人”進入公衆視野並迅速發展爲一個龐大的羣體。如今隨着網絡購物興起，“職業打假人”的“戰場”也由線下實體店擴展到了線上電商平臺和網店。 根據河南省工商局的不完全統計，2015年至2016年8月，河南省12315系統接到職業投訴舉報16299件，佔投訴舉報總量的比例達14.3%。其中，針對電商的“職業打假人”越來越多，索賠金額越來越大。 記者瞭解到，部分“職業打假人”出現了異化，甚至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實。比如，有所謂的“打假人”用蘸有特殊藥水的棉布將商品的生產日期擦去，又通過針扎孔往麪包裏塞頭髮，以此向商家索賠。 有着“湖南王海”之稱的喻暉，從事專業打假已有21年時間。對於當前的打假亂象，喻暉認爲，一些人採取詐騙、敲詐等違法違規手段，不是真正的打假維權。打假人的行爲必須在法律範圍內，這是“底線”。 多位接受採訪的業內人士認爲，“職業打假人”是以營利爲目的，不能算是真正的消費者，他們對於打擊假冒僞劣和維護公共利益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職業索賠行爲佔用了大量行政和司法資源，給正常的市場監管工作帶來了負面影響。 面對一些打假人的惡意糾纏，商家是否賠錢就能了事?這也是一個難解的疑問。 朱先生在一家電商企業從事法律工作，他處理過大量關於“職業打假人”的案件。朱先生告訴記者，“職業打假人”的常規“套路”有兩種：一是反覆購買索賠，並共享商家信息，但不會去告發商家;二是放大商品有限的瑕疵，以舉報投訴要挾，實現拿錢的目的。最後的結果，依舊是放任市場上的假貨或者商家的瑕疵繼續存在。 “職業打假人”既不能真正地維護市場經營秩序，商家也面臨時不時被打假人再次找上門的可能。 相對於個體打假人的存在，集團化、公司化的運營則更爲常見也更具有破壞力。朱先生說：“他們當中層層分工，你負責網絡上找東西，我負責固定證據，固定完證據後，我幫你去寫投訴函，拿到賠償之後集體分成。” 記者採訪商家、職業打假人、律師及法律工作者，梳理出“職業打假”的兩種套路： 1.購買“瑕疵”商品，向食藥監部門投訴，以消費者的身份，促使其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或者向法院提起訴訟，以消費者的身份，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 2.購買大批“瑕疵”商品，輪流向職能部門舉報、訴訟。向生產者、銷售者追責，在訴訟過程中，通過談判，協商讓生產者、銷售者作出賠償。 不過，商家及法律人士表示，職業打假人在進行這些套路時，會事先摸清商家的底，查詢其實有資本、經營狀況等，看其是否“有資格”被打假，是否拿得出錢來。 隨着“職業打假”的爭議，執法部門也不支持此種做法，有的職業打假人還被法院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 2014年，新《消法》的頒佈，將消費欺詐的賠償額度提高至“退一賠三”。最高法發佈司法解釋，首次明確支持對食品、藥品的知假買假。職業打假人又迎來“短暫的春天”。 2017年5月19日，最高法在《對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5990號建議的答覆意見》中指出，將適時藉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爲。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在最高法的文件出臺前後，動輒購買幾十件產品，然後以標籤瑕疵向監管部門舉報，或者向法院起訴索取10倍賠償的“打假”案件多被駁回訴訟。 （原標題：揭祕職業打假人：慣用“羣狼戰術” “共享”經驗集團化運作） 記者3月9日從北京市三中院獲悉，該院正在逐步探索限制“牟利性打假”。 2017年，多位自然人在市三中院有多起消費者權益糾紛訴訟，其中一位在該院轄區基層法院內起訴達34起。針對這種現象，法官在審理案件時，開始對同一自然人對同種類產品多次、重複、大量訴訟的情況予以關注，逐步對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進行限制。（3月10日《北京日報》） 如何限制“牟利性打假”？北京市三中院的做法是：對於同一打假人，多次、反覆、大量訴訟案件進行關注，確定只是“爲了賺錢而打假”的，對於其訴訟案件進行限制。簡單地說，就是不支持“王海式打假”，不支持依靠打假謀取利益。 限制“牟利性打假”的思路是對的。最近這幾年，“牟利性打假”成爲一種社會現象。“牟利性打假”的參與者越來越多，成規模發展，甚至有市民自發組建“打假聯盟”，專門依靠購買假冒僞劣產品，抓住產品宣傳瑕疵，大批量購買商品，實現利益獲取。這種打假方式引發的負面現象值得關注。比如，“牟利性打假”可能引發事實上的敲詐勒索，只要商家給予自己好處就不再舉報，而不給予自己好處就老是糾纏。 但不能否認的是，“牟利性打假”也是治理假冒僞劣商品橫行的一種辦法，雖然手段不算光明正大，卻事實上起到了淨化市場的作用。可以說，“牟利性打假”是把雙刃劍。 限制“牟利性打假”筆者是贊同的，不過，需要思考的是誰給了“牟利性打假”空間？很顯然，是市場假貨橫行的亂象，養肥了“牟利性打假”現象。治理“牟利性打假”之後，會讓假貨橫行更加嚴重。這就需要填補打假的空白，這就需要採取更多打假模式。 其一，需要提升打假檔次。生產假貨、銷售假貨入刑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是值得迴應的。只有提升打擊標準，真正實現生產假貨、銷售假貨入刑，才能減少生產銷售假貨的行爲。 其二，需要提高執法水平。假貨橫行和執法部門查處不夠徹底是有關係的。有限的執法力量面對的是面廣量大的假貨，執法顯得力不從心。這需要擴大執法隊伍，執法隊伍打假徹底，“牟利性打假”也就沒有市場了。 其三，需要實現全民打假。現實生活中，一些百姓購買了假貨，會因爲資金不多，害怕麻煩，而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卻放縱了假貨。這需要培養公民的維權意識，哪怕是損失不大，也要有較真的精神。實現了全民打假，也就能減少“牟利性打假”。 限制“牟利性打假”，不能只靠法院說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