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根源一：法律條文惹的禍
早在2007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北京瑞風律師事務所公益律師李方平和北京地壇醫院主任醫師蔡皓東聯合向“兩會”提出“公民提案”，建議審查易導致乙肝歧視的十五部法律，此十五部法律如下圖所示——
下面，以該15部法律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爲例，簡述相關條文對“病毒性肝炎”的限制不當。
1、《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對乙類傳染病實行嚴格管理，在管理方法上規定了僅次於甲類的嚴格管理措施，採取了一套常規的嚴格的疫情報告辦法。如何嚴格管理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實施辦法》爲例，其第十八條對包括“病毒性肝炎”在內的25種傳染病規定——“病人或者病原攜帶者予以必要的隔離治療，直至醫療保健機構證明其不具有傳染性時，方可恢復工作”。#p#副標題#e#
雖然病毒性肝炎屬於傳染病中的乙類傳染病，但其並不屬於強制管理傳染病。然而，正是以上的“解讀”造成了“一刀切”的結論。使得“病毒性肝炎”中的乙肝成爲公衆畏懼的、需要“必要的隔離治療”的傳染病。這成爲了“乙肝歧視”最直接的根源，其在就業、上學等領域構築了社會對乙肝人羣的“歧視籬笆”。
2、《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食品生產經營人員每年必須進行健康檢查;新參加工作和臨時參加工作的食品工作經營人員必須進行健康檢查，取得健康證明後方可參加工作。
凡患有痢疾、傷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傳染病（包括病原攜帶者），活動性肺結核，化膿性或者滲出性皮膚病以及其他有礙食品衛生的疾病的，不得參加接觸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
以上規定從1995年公佈實施開始，其主要影響羣體直接針對廚師、配菜工、服務員等餐飲業從業人員。自此，乙肝病毒攜帶者不得從事餐飲業，成了一條沒有明文的規定在行政審批和執法中被執行。
其實只有甲、戊肝這兩種病毒性肝炎通過消化道傳播，而規定中將“病毒性肝炎（包括病原攜帶者）”籠統地歸結爲“消化道傳染病”，幾乎可以等同於誤導公衆“乙肝病毒可以從食物得以傳播”。這不僅讓影響了數以億計的乙肝病毒攜帶者擇業的機會，也影響了社會人羣對乙肝病毒傳播的正確認知，繼而深化乙肝歧視的現象。#p#副標題#e#
歧視根源二：虛假廣告惹的禍
爲何將“乙肝歧視”的根源歸結於“虛假廣告”，這需要理解一則“供求關係”。
我國是乙肝大國。根據1992年乙肝血清流行病調查數據，我國有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即使近些年最新的乙肝血清流行病學數據表明，我國的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攜帶者已從1.2億降至0.93億，但乙肝病毒攜帶者人數依然巨大。因此，在醫療市場中必然出現“乙肝治療”的大量需求。
治療肝病藥物遠超800種，肝友難辨真僞！
早在1996年出版的《病毒性肝炎藥物手冊》（汪秋舫主編，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中記載了各種治療肝病的藥物已達808種（其中中藥635種、西藥173種）。從1996年至今，肝病用藥市場不斷髮展壯大，國家藥監局每年都會批准一定數量的中成藥和西藥進入肝病市場，再加上各種未經許可已經早已用於治療乙肝的藥物，可想而知，目前我國用於治療乙肝的藥物遠元大於800種。
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而言，當“供”過於“求”的情況出現時，供給方獲利會減少甚至不獲利，爲了保持“供求平衡”，甚至企圖製造“供不應求”來牟取更大的暴利，要麼是減少“供給”，要麼是出現新的“需求”。因此，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無良醫藥販子利用醫療廣告市場管制的各種漏洞，結合龐大的市場營銷團隊，運用高效的宣傳營銷策略，開始製造“乙肝治療”的巨大市場。
肝病醫療廣告市場繁榮，百姓難逃洗腦！#p#副標題#e#
雖然說我國在2005年底已經頒佈了《慢性乙肝防治指南》，使得醫生在診治肝病過程中有了規範的準繩。但這並不影響整個肝病醫療廣告市場的繁榮發展，以下這兩則數據可以從某個層面說明肝病醫療廣告市場的繁榮——
“1997年1-10月，抽樣報刊56種，共計1500份，其中刊登醫藥廣告4920條，涉及到肝病方面的廣告746條，佔醫藥廣告的15.16%。”——摘自解放軍302醫院劉士敬在《乙肝治療 值得反思》的數據
“2001年有一個統計，在全國所有醫藥廣告中，關於乙肝治療類的達到了21%。” ——摘自“北京益仁平中心”總協調人，“肝膽相照論壇”版主陸軍《中國乙肝反歧視的回顧與展望》的數據。
如果說關於“乙肝歧視”的相關法律條文等“形而上”的誤讀，那麼無良醫販子和藥販子爲了搶佔肝礦市場而炮製的“乙肝恐怖論”，則爲“乙肝歧視”起到“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
路邊的電線杆、家中的電視、手中的報紙，關於“乙肝恐怖論”的廣告無處不在。常見的肝病醫療廣告宣傳多爲以下四種路線：就學受阻、求職受阻、婚戀受阻和生命終結。
這種誇大的、虛假的醫療廣告效果往往比正面科普乙肝知識更爲被大衆喜聞樂見，繼而逐漸形成一套“乙肝恐怖論→發動羣衆鬥羣衆→推銷疾病以賣藥”的肝礦營銷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