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城市居民可能會注意到一位禿頂的老年紳士一邊孜孜不倦地盯着大街上每一個從他身旁走過的姑娘，一邊在衣兜裏鼓搗着什麼。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在採取行動的好色之徒，而是一位科學家在搞研究。1908年，86歲的探險家、優生學家、心理測量學的先驅弗朗西斯·高爾頓在自傳中說，他那是在繪製“美女地圖”，在口袋裏用針在一張紙的不同位置扎孔，在紙上寫下地點和日期，記下他遇到的女性是“有吸引力、一般或令人生厭”（地圖顯示倫敦的女性最可愛，阿伯丁郡的女性排名最低）。高爾頓一直熱衷於搞這樣的研究，他的箴言是“一有機會就做計算”。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會議上，他會通過計算坐立不安者的數量來估計會議的枯燥程度;在非洲他用六分儀和捲尺計算遠處的霍屯督女性臀部的大小。
高爾頓的種種行爲是值得表揚還是屬於怪癖？是科研還是發瘋？美國學者倫納德·戴維斯認爲，說它們算哪一個都說得過去。隨着科學佔據主導地位，生活變得更加專業化、標準化和機械化，一個世紀之前會被視爲古怪的行爲將變得更加常見、更加衆說紛紜。這也是現代社會中強迫症普遍化的一種表現。
戴維斯在他描述強迫症的書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紹“書寫狂”，一種不停地寫作的瘋狂舉動。他說，19世紀那些偉大的小說家們從事了一項史無前例的活動：連續、大量地生產文字。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和左拉的20部盧貢一瑪卡爾家史都想創造出一個虛擬世界。左拉曾在壁爐上刻下一句話“無一日不創作”。這些作家知道他們在爲強迫症犧牲自己的生命，但他們能接受這一代價，其他人也把他們奉爲名人。
20世紀晚期，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強迫症發生的比例就從2000人中有一個變成每100個人中就有兩到三個。作爲文化史學家，戴維斯認爲，強迫症的普遍化還有其他原因，它可以看作現代性的一個後果。在分析強迫症發病率增加的原因時，要認識到其中的文化、經濟甚至政治因素。就像殘疾從病理學診斷變成了一種政治身份，也要對心理狀況進行“去病理化”。
現代社會既需要又擔心強迫症。運動員、演奏家和小說家都需要沉浸於他們的職業，但成就他們的品質也可能會造成痛苦，導致心理疾病。我們生活的世界越來越要求強迫行爲。我們現在對用手機或PDA查看電子郵件上了癮。問題在於如今人們太看重強迫症的意義了。
一個社會，如果過於關注強迫症，會認爲懶散和抑鬱是大問題，這是對強迫症的強迫症。“這就是強迫症成問題的地方，有強迫症你就是個混蛋，沒有強迫症你也是個混蛋。懶散的人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是強迫得不夠，每天拖十次地板的家庭主婦是過於強迫。問題在於找到一箇中庸之道。但這又會成爲一種新的強迫症。”因爲有人會過於孜孜不倦地去尋找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