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一天我們會發現，“互害”這兩個字不算過份地描述出了我們的現狀。發生在食品安全領域種種無底線的潰敗，已經爲我們提供了鮮活的例證。比如最近短短几天裏，“病死豬”、“老鼠肉”、“‘毒藥姜”等問題農副產品接連被曝光。而以“毒藥姜”爲例，山東濰坊有些姜農使用“神農丹”種姜，神農丹主要成分是一種叫涕滅威的劇毒農藥，50毫克就可致一個50公斤重的人死亡。 不出所料的是，“毒藥姜”的種植者表示，“我們自己吃的姜不使這種藥，另外再種一溝”。許多食品生產者不肯食用自己的產品，大抵已是一個普遍的規律。當河南新鄉一家造紙廠附近的農民說，“地裏產的糧食都賣了，我們自己都不敢吃。”福建福鼎市某村的農民也表示“我們都不敢吃自己種出來的大米了。”而當某致癌金針菇生產企業坦言“自己生產的，自己一般不吃”之時，某知名飲料廠也被曝員工從不喝自己生產的飲料。但是，爲何當許多人都努力使自己免於被傷害時，卻又總是一再地成爲那個害人者？
在這種情形下，那個自稱爲“無良農民”的徐清元的出現，是有意義的。這個據說曾經生產毒產品而後改邪歸正的農民表示，“賣假奶粉的絕不會給兒女吃假奶粉，但他能保證不吃我的毒白菜嗎？賣假酒的能保證不吃毒肉嗎？養雞賣飼料的能保證不喝假酒嗎？你覺得你佔了便宜，我覺得我佔了便宜，最後大家同歸於盡。”事隔多年，我已經沒辦法找到關於徐清元說法的出處，以至於懷疑他是不是一種杜撰，但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句流傳甚廣的話的確指出了一個互害型社會的實質：當我們本身作爲施害者而存在，最終沒有誰能免於被傷害。
我注意到，一些公共事件發生後，我們總是很容易地找到政府部門以及體制性原因。這固然沒錯，但誰能說，在政府及公權力之外，同樣處於社會架構重要一端的民間社會及公民個人，沒有一些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但是一直以來，我們常常會主動避免將過錯指向芸芸衆生。正像一說到中國人，就難免定性爲勤勞、勇敢、善良一樣。但不論是迴避，還是空洞定性，其實都包含了許多讓人不以爲然的自欺欺人。社會學家孫立平在觀察黑磚窯事件時發現，弱者對弱者的殘害，可能會達到一種更殘忍的地步。他由此得出的“窮人禍害窮人”結論，亦正是一種“互害”。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一個“互害”社會裏，同樣沒有人能置身事外。不論是食品安全，還是建築質量，不論是山西的黑磚窯，還是佛山的小悅悅，不論是安元鼎事件，還是各種環境事件，互害型社會所展示的尊嚴感以及安全感缺失，無疑是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的一種反映。於是，我們就這樣生活在一個多麼奇特的時代場景之中：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爲受傷害者時，每一個人也不由自主地在成爲那個作惡者。我們一邊對於道德淪喪的狀況感同身受並深惡痛絕，一邊卻又常常變成自己所痛恨的那種人。這到底是國民劣根性所在，還是一種醬缸文化的繼續？
一個社會的道德現狀，絕不是一件與我們大多數人無關的事情。如果說社會道德淪喪，那麼又是誰構成了這個社會？而當我們每一個人都開始抱怨社會道德已經嚴重淪喪之時，我們每一個人本身，難道不同樣是它的參與或推動者嗎？這不是可以埋住鴕鳥頭的沙子。不論是向更弱者抽刀，向更強者獻媚;不論是更多地孰視無睹或同流合污，還是種種向不確定的社會公衆輸出一些不以爲意的惡;不論是欣欣然擁抱社會道德的狀況如魚得水，還是在假裝落寞之餘以道德的現狀作爲自甘墮落的理由，其實最終在加劇社會“互害”的程度，也在進一步惡化我們的道德生存環境。
我們最終需要有徐清元式的覺醒與悔悟，最終需要從“互害”式社會中走出來。在這之中，不僅需要少一些受害者心理，更應少一些報復社會的心理。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與此同時，勿以社會道德淪喪來作爲個人缺德的理由，勿以體制問題作爲我們逃避公民責任的藉口。人人守底線，社會纔會有底線。除此之外，任何對於道德現狀的順從，對於公民責任的規避，都不可能使社會實現有建設性的道德重建。良好的社會道德，亦即公民社會目標之所在。而所謂公民社會的培養與發育，不就是一個政府組織與民間社會共同成長的過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