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麗日購物廣場（江北店）附近的某咖啡廳裏，38歲的李前剛戴着眼鏡，神情呆滯，坐在咖啡廳卡座的一角。窗外陽光明媚，草坪透着綠意，然而這一切對於李前剛來說都是灰色的。因爲，他認定自己是“一個未能被檢測出來的艾滋病患者，時日不多”。生活對於他來說，早在4年前就已經失去了原先的五彩斑斕，有的只是灰黑兩色。
偏執長達4年多
“我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飯，都是準備兩雙筷子，從來不直接夾了菜就往嘴巴里送。”李前剛說，從知道自己“有病”之後，就再也不讓朋友和同事碰自己拿過的食物，平時也不再跟朋友打鬧了。
“我現在基本上已經是個‘死人’了，我可以肯定我是個艾滋病晚期患者，時日不多了。”見到記者時，李前剛開門見山地說，肯定的語氣讓記者有不容置疑的感覺。
在記者眼裏，有着中等身材，身着整理得頗爲齊整的淡黃色休閒西裝的他，除了略微焦慮的眼神外，臉上卻泛着一些健康人才有的紅光。然而，這並未消除他認爲自己是艾滋病患者的恐懼。“我對應網上的一些艾滋病發病症狀，比如傷風、咳嗽、全身疲勞無力、食慾減退、發熱等我都有。”李前剛說，根據通常的發病時間，自己應該已經到了晚期。
李前剛是江北某街道辦一個行政事業單位的員工，上世紀90年代參加工作，妻子崔紅則是一名來自老家陸豐農村的勤勞女人，曾在江北開有一家檔口賣些小東西。2006年，兒子出生後，便放棄了檔口生意，一直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全家的惟一經濟支柱便是李前剛每月3000多元的工資。在別人眼裏，這個小家庭經濟雖然不寬裕，但日子還過得下去。
只是，妻子崔紅不知道的是，這個家庭的惟一的經濟支柱，正面臨着隨時傾覆的可能。至少在李前剛自己看來是如此。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即便是來自省、市多家艾滋病檢測機構報告都認定李前剛沒有患艾滋病，但他仍對自己患病且處於艾滋病晚期堅信不疑。
“一些網上資料說，這個病潛伏期非常長，從患上到病發一般都要10多年時間，甚至有的二三十年才發病。這個病有一段時期可能檢測不出來，我覺得我就是沒有被檢測出來。”他甚至認爲，可能是自己身上的艾滋病毒發生了變異，才使得現有檢測手段檢測不出來。
如今的李前剛完全以一個準艾滋病人的心態來面對自己。“我每次跟朋友出去吃飯，都是準備兩雙筷子，從來不直接夾了菜就往嘴巴里送。”李前剛說，從知道自己“有病”之後，就再也不讓朋友和同事碰自己拿過的食物，平時也不再跟朋友打鬧了。
不僅如此，李前剛還開始尋求免費的艾滋病藥物治療。不過，令李前剛煩惱的是，從2006年開始前後4次，李前剛前往省、市等多家艾滋病檢測機構檢測，檢測結果均爲HIV陰性，這說明他沒有患艾滋病。“沒有艾滋病患者認定書，那我就不能夠享受免費治療，我每月工資才3000多元，還要養家餬口，自己買藥來醫治是不可能的。”李前剛說。
不相信疾控中心的檢測結果，堅信自己患上了艾滋病，李前剛的行爲讓人覺得不能理解。究竟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他對自身患有艾滋病深信不疑？
患病謠言平地而起
謠言的興起、單位的突然體檢和多年前的高危性行爲，三個事件聯繫在一起，讓李前剛覺得自己已經患上艾滋病這種不治之症可能性相當大。他神經緊繃，陷入深深的焦慮當中！
4年前，究竟是在哪種場景下，從單位同事議論還是所住小區鄰里的交談獲知自己得了艾滋病，李前剛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只記得當時腦子全亂了，感覺世界突然坍塌下來。”
回憶起單位曾組織的一次突如其來的全單位大體檢，李前剛更加恐懼。“那次體檢並不是每年一次讓個人到醫院去做常規體檢，而是預先沒有通知。”李前剛說，體檢報告表明他身體一切正常。蹊蹺的是，就在此次體檢後不久傳出他患有艾滋病的說法。
13年前，李前剛有過一次高危性行爲的經歷，這更是讓他認定自己找到了自身患病的源頭所在：當時，年僅25歲的李前剛剛進入現在的單位不久，還沒有女朋友。幾個外地來的好朋友前來出差，堅持要求他和幾個在惠州朋友出來一起喝酒，他拗不過只好去了。
“當時大概晚上9時許，我趕過去他們已經喝得差不多了。”李前剛回憶，酒後幾個朋友堅持要求找小姐，自己一起去了。他記得當時幾乎沒有採取什麼防護措施。第二天，自己生殖器出現不適感，醫院檢測爲輕微生殖性皰疹，開藥服用後也沒有再放在心上。
謠言的興起、單位的突然體檢和多年前的高危性行爲，三個事件聯繫在一起，讓李前剛覺得自己已經患上艾滋病這種不治之症可能性相當大。他神經緊繃，陷入深深的焦慮當中！
2006年李前剛特意向單位請假三個月到省、市疾控中心檢測HIV，檢測結果表明他是個健康人。“當初拿到省級疾病監控中心的艾滋病檢測報告，我確實鬆了一口氣，自己也放了心。”李前剛說，爲了證明自己是個正常人，他一度向單位領導出示了他的檢測結果。
不過，出乎意料的是，謠言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勢。“他們都在議論我，都在背後說我有病的事情。”李前剛說。
或許正是謠言的風生水起讓原本多疑的他神經再次緊繃，李前剛再次步入“我是艾滋病患者”的黑色漩渦當中，並至今深陷其中，再也無力拔出這個漩渦……
事實上，記者經多方瞭解到，李前剛所在單位確有傳言說他得了艾滋病。
“最初確實有傳言說他得了艾滋病，但我認爲那是同事之間開玩笑的一種說法，他做了檢測後，報告我都看過，沒有任何問題嘛。”該單位一名負責人吳先生說，不過單位多數人一致認爲李前剛有病，當然，這個有病並一定是指他已患上了艾滋病，而是心理疾病。#p#副標題#e#
工作和生活被扭曲
長期的壓抑與焦慮無疑讓李前剛心理變得猜忌和扭曲，他不僅認定自己得了“檢測不出來的艾滋病，時日不多”，而且對周圍的變動變得十分敏感、偏執。在被人看來非常正常的一次出差派遣，他會理解爲單位領導想 “搞他”，“否則爲什麼不派其他人去”。
平靜而忙碌的生活自謠言起便被打破，就像一塊石頭投擲在原先寧靜的水面上。
在擔憂與焦慮環繞下，李前剛的生活、工作逐步陷入惡性循環。原先爲業務奔波的熱情被整夜焦慮不能入睡帶來的疲憊所替代，工作業績自然一落千丈。一年後單位考慮到他的狀況後，將其調離了業務部門，改爲在辦公室做文檔管理。這無疑加深了他與周圍同事的隔膜。生活上，2006年孩子出生後，爲了便於照顧孩子，他便開始與妻子分房睡至今。
他整日懨懨無心，除了偶爾和幾個瞭解實情的朋友打打麻將外，幹什麼都提不起精神來。
在當下的社會，“艾滋病”無疑是令人恐懼的字眼，任何與此牽絆上的人，周圍的人可以說是惟恐避之不及。同事異樣的眼神，規避的舉動一次次刺痛着李前剛脆弱的心理。
他去單位食堂吃飯，用了單位的碗筷，有人就在旁邊露骨地說：“明天單位食堂又要少一個碗了。”同事結婚，他去參加喜宴，結果他成了一個人用一桌，其他同事寧願擠在一起也不願過來同桌。 最終李前剛選擇了不聽、不問，不與周圍人交流的“自我隔離”來麻木自己。他成了單位一個在編的“多餘人”。
“可以說，這4年來每次去單位我都十分痛苦，不想邁進那個大門，但爲了這個家我又不得不去，因爲我知道我是這個家的惟一經濟來源。”李前剛說。
長期的壓抑與焦慮無疑讓李前剛心理變得猜忌和扭曲，他不僅認定自己得了“檢測不出來的艾滋病，時日不多”，而且對周圍的變動變得十分敏感、偏執。在被人看來非常正常的一次讓他出差派遣，他會理解爲單位領導想 “搞他”，“否則爲什麼不派其他人去”。
他甚至偏執地認爲，很可能最初的那次體檢無意中檢測出自己患艾滋病後，單位領導爲了遮醜，將他患病的證據隱藏了下來。雖然這樣的行爲在當下艾滋病防控體系當中，根本不可能發生。
體檢檔案無檢艾項目
“2005年我們醫院開展體檢項目很好，確實有外出去該單位體檢的項目，從檔案來看，當年給他們做的體檢項目就是一般的單位體檢。”馬主任明確表示，當年體檢項目中絕對不涉及艾滋病相關的檢查。
“無風不起浪。”李前剛堅持認爲，2005年11月那場特別的單位體檢一定查出了什麼，不然不可能會有這樣的謠言出來。
爲了解開李前剛的心結，記者找到了當年去他們單位做體檢的惠州市中醫醫院。
“依我個人經驗，一般單位體檢是不會做這個項目檢查的，既然這位市民問到，我幫忙去查查五年前的檔案。”該院辦公室副主任馬麗聽了記者反映的情況後如是說。
經過查找當年的檔案記錄，她向記者反饋了信息：“2005年我們醫院開展體檢項目很好，確實有外出去該單位體檢的項目，從檔案來看，當年給他們做的體檢項目就是一般的單位體檢，如常規的胸片、心電圖、肝膽脾雙腎（B超）、肝功能等項目。”馬主任明確表示，當年體檢項目中絕對不涉及艾滋病相關的檢查。
至於李前剛的疑惑爲何醫院突然開車到單位體檢？馬麗認爲，醫院開着體檢車去某單位做體檢，一點都不意外、特別。“如果所體檢單位的人員達到所需的體檢人數。對方只要出錢，項目、時間一般也是由他們決定，醫院就會開車去該單位體檢。”她說。
事實上，記者瞭解到，那次的體檢也並不突然，甚至也不是隻針對李前剛所在單位一個地方，而是在該單位上級單位的統一安排下對片區幾個單位同時都做了類似體檢。
即便是李前剛現存不多的幾個朋友們也表示，搞不懂李前剛爲何執意稱自己患了艾滋病。
與李前剛認識兩三年的李先生是開檔口的小老闆，他們來自於老家陸豐同一個鎮。“李前剛平常沒有異常的行爲舉動，講起話來思維條理很清晰。”李先生認爲，“每次在一起吃飯時，他堅持要用公筷、一次性的碗筷，可朋友們覺得他沒病，說沒必要。”
曾先生也是現在李前剛不多的朋友裏的一個，與李前剛相識已經有十餘年時間。他認爲李前剛得的可能是憂鬱症：“他的心病應該是在工作的單位引起的，因爲在單位混得不好，心情肯定不好受，想法太多、太亂了，自己就憂鬱了。”
“恐艾症”決非孤立個案
他們大多和李前剛一樣擁有相似的“高危體驗”，並在刺激之後感覺身體不適；他們堅持自己身患重病，但多次檢測的結果卻不支持他們可怕的堅持。由此國內知名的艾滋病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李太生給出的結論是，他們得的只是一種心理疾病：“恐艾症”。這個結論基本上是學界共識。
實際上，李前剛事件並不是孤立個案，至少有一大羣人，承受着李前剛類似的痛苦。他們大多和李前剛一樣擁有相似的“高危體驗”，並在刺激之後感覺身體不適；他們堅持自己身患重病，但多次檢測的結果卻不支持他們可怕的堅持。
爲此，他們甚至專門在網上建立起QQ羣來相互交流。他們認爲自己患上了一種新的未知疾病——— “可能是隱性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變異了”，用目前檢測手段檢測根本檢測不出來。據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的4家艾滋病臨牀權威機構披露，他們每年都接待幾千名這樣的“病人”。 事實上，國內艾滋病領域的權威醫學專家已經開始關注這一羣體。
國內知名的艾滋病專家、北京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他不僅關注這個羣體多年，還累計跟蹤調查過40名類似病人，並對他們的免疫值做過實驗室檢測。李太生還給這40個人做了CD8激活亞羣的檢測 （一種艾滋病檢測方法），但指標全都不高，這不僅排除了艾滋病，還排除了被其他一些病毒特別是在免疫系統及血液中活動並複製的病毒感染的可能。“這就否定了他們所稱的感染艾滋病變異病毒或隱性艾滋病的說法。”
由此出的結論是，他們得的只是一種心理疾病：“恐艾症”。這個結論基本上是學界共識。記者瞭解到，桂希恩、蔡衛平、時代強等目前國內艾滋病防治領域的權威專家，他們也一致認爲，這一人羣所主訴的症狀並不構成真正醫學意義上的症狀。
李前剛和其他類似病人所反映的病情均被醫生一一駁斥，他們說發燒，醫生經過仔細測量，好多並不燒；他們說舌苔白，醫生認爲精神過度緊張會引起內分泌失調，會導致舌苔發白；他們說淋巴結腫大，醫生認爲，全身兩個部位以上、直徑1釐米以上、持續3個月以上的情況，才叫持續淋巴結腫大，而他們卻不是；他們說皮疹，醫生說，沒有一個人的皮膚不是完好無損的，在他們身上沒有發現臨牀意義上的皮疹。
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就表示：“心理障礙、精神高度焦慮都可能導致免疫力低下，而引起免疫力低的疾病又有很多，誰敢說免疫力低就是艾滋病？”
李前剛曾前往深圳北大醫院知名艾滋病專家諮詢，得到的答案也是類似上述專家一樣的說法，未患艾滋病，是“恐艾病”，建議尋找心理醫生進行治療。
和其他同類病人一樣，李前剛顯然並不接受只是恐艾心理的結論：“我知道你們這些人的想法，你們不能理解但我確實覺得自己得了病。我時日不多，不想和你們爭執這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