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所有的被採訪者都能讓記者享受到一次心靈小憩的，但福燕是。後來我知道，她那種不多見的、感染了記者並把病人的身心都熨貼得舒展、愜意的東西，叫做母性。
走進傳染病院的護校“全優生”
福燕所在的感染科用一扇屏風簡單的隔開了，緊靠娛樂室住着的是艾滋病感染者，和其他病人一樣，聊天、打牌，神色輕鬆。福燕說，６年前她第一次見到艾滋病病人，可不是這個樣兒。
“我記得特清楚，那是冬季的一天，好像是１１月份吧，醫院通知我們，有個艾滋病病人正在來我們醫院的路上，我們緊張得沒顧上吃中午飯，一直等，急救車的喇叭一響，我和其他護士就忍不住地衝出去了。”
接下來的情景是福燕永遠不會忘記的，和艾滋病的可怕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這個艾滋病病人的年輕和英俊。“他特別漂亮，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長，和我差不多年紀，但已經衰弱得不成樣子……”福燕說，那一刻建立的概念一直延續到現在，“我不理解人們爲什麼會恨艾滋病病人，應該恨這個病纔對呀！他們真可憐。”#p#副標題#e#
年輕、英俊、才幹甚至無辜，這些形容詞經常伴隨着艾滋病同時出現，如果說福燕以前的護理是出於責任的話，在艾滋病病人面前，更多的就是憐惜了。“很多人覺得艾滋病人是自作自受。他們在我這裏就是病人呀！我不會顧及他們以前是什麼樣子。”福燕的語氣很堅決。
因爲是艾滋病引起的腦病，這個年輕人瘦成了“一條兒”，基本上全身癱瘓，除了眨眼已經做不出任何反應，福燕說，她從他眼神中能看到的只剩下生存的渴求。病人的家屬告訴福燕，從他被診斷爲艾滋病開始，他原來住的那家醫院，就再沒有護士進過他的病房，他是帶着一身嚴重的褥瘡來到福燕面前的，整個後背滲漏着帶有艾滋病病毒的體液，傳染性極強，福燕的“危險行業”從這個下午正式開始，清潔瘡口、翻身、烤燈、吸痰、輸液……直到這個病人去世。
“你在學校裏就選定了這個專業嗎？”
“沒有，是學校分配的。”
“你，你功課好嗎？”
“我是全優生。”
“……那爲什麼分了你，別人沒來？”
“沒人願意來傳染病醫院，怕找不到對象，但是當時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福燕笑着說，不緊不慢。#p#副標題#e#
１９８４年，高中畢業的福燕參加高考，分數超過了北京建工學院的錄取線，連檔案都提走了，但最終卻沒被錄取。“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被分到北京友誼醫院的護校，可能因爲我填寫的是”服從分配“。
後來的日子證實，福燕服從的不僅是分配，更是命運，這個無意中走進的專業，命中了她的特長，恰當地說，是福燕人性的特長。
“實習的時候，有個帶我的老師，她高高的個子，人很文靜，穿着白裙子走在病房裏真像個天使，在我們眼裏，她給病人端便盆和拿着病歷沒有什麼區別，我覺得做護士挺好的。”
三年之後，畢業分配開始，沒人願意去。“北京第二傳染病醫院”（現佑安醫院），女孩子的理由是充足的，女孩子的眼淚也是有效的，“以後找不到對象怎麼辦？”老師於是找到了福燕。
福燕說，老師知道她已經有了一個同樣學醫的男朋友，因此不擔心嫁不出去，“老師還說，咱們不能把成績不好的都送到傳染病醫院呀！讓人家覺得咱們護校的質量那麼低。”於是，身爲“全優生”、和一個放射科男生定下終身的福燕，走進了被病毒、細菌包圍的天地。
古語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智。”福燕接下的算不上是“大任”，但“心智”和“筋骨”確實先行了。
１９９６年，佑安醫院修繕，病房減少，所有能轉院的病人都走了，只剩下艾滋病人沒有地方接收，醫院爲此建起了一處臨時病房，收留這些被親人乃至社會拋棄的不幸者。和護校的老師一樣，醫院領導也首先想到了福燕，福燕沒猶豫就答應了，她惟一擔心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幹好？”
福燕在憐惜和陌生中開始了艾滋病護理生涯，她說因爲每天回去都要看業務書，刻苦不刻苦自己已經意識不到了。而６歲的女兒對艾滋病的瞭解卻證實了福燕的投入。“她跟人家一板一眼地說艾滋病，從傳染途徑到預防辦法全知道，我吃了一驚，她說：”媽媽，都是你在家說的呀！‘“到目前爲止，福燕成功護理過的艾滋病人已經超過了２００人，她也因此成了”全國預防與控制艾滋病先進個人”。#p#副標題#e#
“見了那麼多艾滋病，也習以爲常了吧？”
福燕說，她還是總想起第一次見到的那個艾滋病人，“他就是怕別人知道，他寧可自己在家消耗着，也不敢進醫院，其實，要是能早一點來，他能少受多少罪呀！”說話時，福燕的痛惜就寫在臉上。
用真心和假話編織愛心的女人
１８５４年至１８５６年，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當時身爲護士的南丁格爾主動提出申請，志願前往戰地看護受傷的戰士。女人的加入削減着戰爭的血腥，在南丁格爾赴戰場的半年時間裏，傷員的死亡率從原來的５０％下降到了２％。南丁格爾——這個和愛心同在的名字成了後世護士的楷模。艾滋病病房和戰場一樣，給了福燕更多施展愛心的空間。
在福燕的書櫃裏，放着一本翻舊了的英文字典，這是一個已經去世的艾滋病人留給她的。拿出書的時候，淡淡的傷感圍繞着福燕。
這是一個在義務獻血時被查出“ＨＩＶ感染”的年輕人。住院之後沒幾天，原來單位的同事就結伴來醫院看他，走進醫院大門時，他們隨便問了句：“感染科在哪兒？”給他們指路的人很奇怪：“去感染科幹嘛？那是專門收艾滋病人的地方”。說笑着的一隊人馬當時目瞪口呆。他們被嚇壞了，沒敢再向前走一步，就慌慌張張地逃出了醫院大門，他們直接回到了單位，撬開了生病同事的辦公桌、櫃子，把裏面所有的東西全部扔到門外，燒掉……知道此事的病人萬念俱灰：
“我沒生病之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呀！”緊接着，工作、工資、醫療費報銷等多方面的麻煩接踵而來，他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福燕。“當時是夏天，得擠着公共汽車去給他跑關係，讓主管部門給他幫忙。”福燕每次都心力交瘁回到醫院，“他每次一見我回來就問：”怎麼樣？有希望嗎？‘其實，很多次我都是碰了一鼻子灰回來的，但是看見他眼巴巴的樣子我真不忍心說實話，只能撒謊說結果不錯，然後壯着膽子向他保證，我肯定能把事情跑下來。“這樣的謊言一直說到病人的關係轉到街道，醫療費用有了保證。這時，另一個讓福燕不得不撒謊的事情又來了。
“那天他從家裏回來，就蹲在病房的門後面，怎麼叫都不起來，也不說話，看到我進去，一下子失聲大哭起來，他的家被洗劫了。”#p#副標題#e#
福燕第二次“越俎代庖”。
她和病人的朋友當天就跑到病人的家，把破壞得不成樣子的屋子收拾一新，把被拆壞的音響復原，清除掉被人故意灑在屋子當中的糞便，“我回來告訴這個病人說，其實沒丟什麼，就是一件襯衣和褲子……他滿意了。”
沒有機會再回家的病人，帶着被福燕收拾並且“粉飾”的美好去世了，對於一個知道自己死期的艾滋病人來說，哪怕是虛幻的美好也非常珍貴，他把自己的照片和英文字典送給了福燕——一個用假話和真心幫助過他的女護士。
分不清“公私”的非職業人
福燕說，奶奶活着的時候就對她說過，一個家是靠女人支撐的。女人可以有殘疾，不好看，但是不能沒有德行，不能愚蠢，這樣她的家庭就有希望。福燕是家裏的支柱，她說，其實丈夫很能幹，但是出去辦事兒的時候總是願意讓她跟着，也不用福燕說什麼，但是他覺得這樣心裏有底兒。福燕自己帶大的女兒，到現在一回家就膩着她，對這個整天歡天喜地的女孩來說，媽媽不多見的沉默是絕對的震懾，“她知道，媽媽一不說話就是生氣了。”#p#副標題#e#
記者採訪過程中，不時有護士進來請示，看得出福燕和她們很親，像姐妹。福燕說，護士和她很默契，她只要在護士辦公室探一下頭兒，就算正在午休，護士們也會馬上站起來，問：“護士長有什麼事兒吩咐？”因爲所有的護士都清楚，寬容的福燕護士長，對什麼事情絕不寬容。
從感染科出去的病人都有福燕家的電話，他們可以隨時把自己的煩惱告訴福燕，然後重新鼓起活下去的勇氣，福燕用自己的愉悅、信心和病人的沮喪、絕望做着交換。“其實，他們的情緒也影響我，病人告訴我，他的工作沒了，看病的錢沒了，接到一個這樣的電話，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來。”福燕也爲這去找過心理醫生，心理醫生告訴她，她需要分清哪些是工作，工作是不需要投入情感的，她的情緒之所以受到病人的影響，就是因爲她“太不職業”了。“幹了這麼多年，現在能分清工作和生活了嗎？”
“很難！”福燕很無奈的搖搖頭。讓一個溫情的女人把對生命的救助和憐惜劃定爲純粹的工作，永遠只是書本上的理論預期。已經幹了１４年護士的福燕至今無法“公私分明”。這是醫者的不幸，卻是患者的大幸；這是心理的失敗，卻是人性的成功，福燕也因此最終沒有說出一對艾滋病戀人的故事，“我怕你的報道一出來，他們就沒法過日子了……”
女人的母性是巨大的，有了母性的女人是偉大的。一旦女人的母性成爲她所有感情的主宰，寬容、溫柔、悲憫、慈祥乃至勇敢就是本能了。
